第二, 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是中韩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线索。

在宗教义理、规范、典籍交流的同时, 佛教艺术也持续不断地在中韩两国间进行着信息传递。这种传递既有初期的方向性, 又有后期的互向性。

古代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从公元4世纪后半期到公元15世纪初, 长达千余年,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古代朝鲜的僧人入华求法请益作为一项时间持久、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活动, 是古代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上至皇帝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僧俗缁素, 各阶层都或者支持或者参与这项活动。古代朝鲜的求法僧往往应命而来, 奉召而归, 而且在回国后多被委以重任, 尊为国师;中国皇帝则将求法僧待为上宾, 赐经赐物, 虔表护法之情。求法僧踏遍中国三山五岳, 从师问法, 虚心求教, 回国后广开山门, 人争归信。今天韩国的寺庙建筑、石窟的雕凿、佛像的雕刻和铸造、绘画等, 都或多或少留下了那时中国佛教艺术的特点。

第三, 文学艺术的交流是中韩两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亮点。

在中韩传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文学是其中曾经盛开的鲜花, 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韩国传统文学体裁曾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入华求学的僧人、学子受到中国文学的耳濡目染, 往往都会写中国的古诗、骈文等。中国的唐人传奇和明清小说对古代朝鲜文学的影响很大。仅韩国昌德宫藏书阁目录, 就记载有中国明清小说译本33部。这证明中国小说的传入, 也推动了古代朝鲜文学的创作。

在绘画艺术方面, 双方的交往更见频繁。不仅有中国向朝鲜半岛的流动, 据文献记载, 公元6世纪, 中国梁朝曾向百济派遣画师传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墓室壁画流行中国的绘画题材和技法。而且这种交流也出现了双向发展, 如新罗画家金忠义的作品曾流入唐朝, 收录于中国《历代名画记》, 并受到肯定;高丽使团入宋时, 还专门安排画家学习宋朝绘画艺术, 并求购中国绘画精品。12世纪, 高丽王朝著名画家李宁曾到宋朝向宋徽宗展示画技。宋朝的美术评论家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高度评价了高丽绘画的艺术水平, 称其技巧精密、无与伦比。到李朝前期, 韩国画坛宗承中国北宗画风, 后期则输入南宗画风, 之后开创了以韩国事物为题材的韩国绘画风格。

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中国书法家的作品都曾是古代朝鲜书法家学习的对象。自元朝书法家赵孟

灵秀典雅的字体传入半岛后, 赵体成为当时最为盛行的书法。之后, 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及清朝书法碑学风气也对当今韩国的书法界产生过影响。

古代朝鲜的书法源出于汉字的书写形式, 其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反馈中国。如半岛的佛教绘画技艺和银金写经也曾回传到中国。高丽王朝曾为元朝频繁书写银金经典, 客观上促进了两国的书法艺术的交流。

第四, 生活习俗的交流影响深远。

在日常生活礼仪习俗方面, 古代两国间的交流和影响也很广泛。随着儒学、佛教在朝鲜半岛社会的广泛、深入传播, 中国的礼俗文化也被大量吸收。在服饰习俗方面, 新罗时期, 朝鲜半岛已开始采用中国服饰习俗。据有关典籍记载, 中国历代王朝都经常向古代朝鲜国王及其使节赠送冠服。相关研究还显示, 高丽王朝的官服大体上前期模仿唐宋, 中期仿照元朝, 后期又模仿明朝。李朝初年参照明朝规定制定服饰制度。在生活礼仪方面, 半岛最先引入中国的丧葬礼仪。新罗在6世纪初已颁行丧服法, 高丽时又系统地采用中国的五服制度, 把丧服按亲疏分成五个等级。李朝太祖还命大臣根据中国礼制详定冠婚诸礼。此外, 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今天韩国宅地风水思想的影响也很大。

茶文化也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在早期互动交流的基础上, 后来半岛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 对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文化的共通性来审视中韩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或许是一个科学的着眼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 在韩国传统文化中也得到了认同, 构成了东亚文化交流发展的基础。

中韩两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融合, 仍然包含着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 从思想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亚洲各国发展,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在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 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我认为,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或许有以下几点:

第一, 应进一步重视对中韩两国传统文化交流的理论研究。加强中韩两国传统文化及相互之间关系的梳理、挖掘, 从中吸取精髓, 扩大共识, 面向未来, 促进当代中韩文化交流事业的拓展与繁荣。

第二, 应高度重视对中韩两国传统文化交流载体的保护。文化交流的“神”是不同文化之间, 特别是不同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共通性的核心和灵魂;不同文化各自具有的丰富的外在样态是“形”, 是文化交流的载体。继续促进不同民族之间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交流, 并且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 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

因此, 一方面我们要致力于各自民族传统文化固有的“形”的保存、保护和发展, 使之继续并且能够更好地发挥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继承传统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神”, 并赋予其现代价值的再创造。比如中国, 就要融入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 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现代生命力。

第三, 客观评价构架东亚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扬弃某些落伍成分。无论中国还是韩国, 传统文化中都包含着一些腐朽、落后、愚昧的成分, 难以适应两国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这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扬弃。中韩两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无疑将继续发扬光大。同时, 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 也应该是中韩两国传统文化交流的重要延伸。

第四, 应以传统文化交流促进当代文化交流合作的扩展与深入。随着中韩两国当代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这也呈现出几个特点:其一, 传统文化交流也融于其中, 发挥着基础、底盘的作用。其二, 文化交流的方向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如, 在中国国内韩国的影视、美容、饮食曾风靡一时,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韩流”。同时韩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在加深, 出现了主要包括汉语、传统文化、大众文化、服装、建筑等被称为“汉风”的文化现象。

而两国关于传统文化及其关系的研究往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的人文交流项目, 对中韩关系的长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相较于敏感的政治、安全领域, 有人认为中韩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在双边关系冷淡时起到了“二轨外交”的作用。

中韩两国文化, 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 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形成了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中韩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都曾受到儒家文化的极大影响, 两国的文化既有显著的差异性, 同时也存在许多可贵的共同之处。因此, 在文化交流中, 既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也要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独特性, 扩大两国的共同性。秉承相互学习、彼此包容、取长补短、友好共赢的交流取向, 就一定能开创两国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并为两国人民的幸福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此次中韩双方学术机构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人文学论坛, 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加深了解的平台。希望两国学者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继续展开深入交流, 进一步挖掘两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和历史营养, 增强东亚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通过学术交流进一步增强两国的友谊和互信, 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深化合作奠定更加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黄晓勇在第四届中韩人文学论坛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