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情感劳动是人的情感对象化活动, 是人的情感需要满足的根本方式, 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情感劳动的实现。 当今时代, 大数据、 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数字智能技术体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为情感劳动的全面实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 件, 有助于推动情感劳动主体大众化, 使情感劳动的内容无限丰富, 并对情感劳动异化现象进行消解, 使情感劳动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 在数字智能技术体系支持下, 尽管人工智能构建的 “人工情感” 不是人的情感对象化活动, 但是 “服务型” 人工智能拓展了人的情感需要满足范围, “内容生成型” 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快捷地为人类的情感劳动提供无限丰富的资料、 条件或工具, 极大地提高人类情感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 从而使人的情感需要满足更丰富、 更自由。

汉文佛典不但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宝藏, 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佛教发端于古代印度, 经由翻译这一途径, 在中国落地生根, 后又随译本传播至英语世界。 英译本汉文佛典珍贵文献出版量较少, 加之年代久远而多有散佚, 导致此类文献记录稀少, 仅散见于佛学研究和佛教修行机构网站, 难以呈现汉文佛典英译史的整体面貌。 目前, 学界对佛典英译关注度低, 成果有限且缺乏系统性, 该领域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定位亟待明确, 以与其重要的文化价值相契合。 本文基于数字人文理念, 整理1831—2023 年出版的1206 种汉文佛典英译本信息, 将出版趋势、 部类分布和译本数量等特征进行可视化呈现, 对翻译路径、 版本体系和出版媒介等方面的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期助力中华典籍对外传播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天津关是清代较为特殊的税关, 其与内务府的关系密切。自康熙朝至雍正十二年, 天津关税或由户部统摄, 或归地方官监收。 雍正十二年, 清廷将天津关交予长芦盐政兼管。 乾隆年间, 清廷又议定在更换兼管天津关之长芦盐政时, 无须都察院铨选即可简放。 自乾隆朝至咸丰十年, 出任天津关监督者几乎皆为内务府包衣。 内务府通过长芦盐政将天津关纳入其管辖范围。 梳理有清一代天津关额外盈余流入内务府之具体情况, 可以发现其并未随内务府包衣不再担任天津关监督而发生改变。

清代前中期, 有关旗人戏禁的政令不断出台并逐渐走向制度化, 尤以京师地区最为典型。 旗人戏禁即清廷指令各级管理机构对旗人的戏曲活动加以严格查禁, 一是禁止旗人赴园听戏游逛, 二是禁止旗人于市井登台演出。 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步颁行禁止旗人听戏的政令, 雍正朝基本形成旗人戏禁的制度体系, 乾隆朝将该体系正式确立为法律定制。 旗人戏禁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基于清廷的八旗制度及其统治策略, 相关行政机构与旗人的博弈则起到侧面推动作用。 不过, 因清廷始终未能充分考虑旗人戏曲娱乐的现实需求, 故其戏禁政策的制度逻辑与旗人的生活逻辑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反复碰撞、 难以相容。 最终, 旗人戏禁的制度规范虽不断趋于完善, 却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的结局。

在网络犯罪治理中, 境外电子数据调查取证已经成为常态。 境外电子数据取证除了受制于电子数据自身特征而产生的难题, 还面临国家主权、 属地管辖、 数据跨境壁垒等制度障碍。 境外电子数据调查取证有司法协助取证、 直接取证和私人协助取证三种模式。 司法协助取证模式有利于尊重国家主权, 符合国际法的基本要求, 但是存在条件苛刻、 程序繁琐等问题, 可能阻碍境外电子数据有效取证。 直接取证模式契合了网络空间的弱地域性、 开放性等特点, 回应了网络犯罪治理中高效快速取证的社会需求,但是容易因侵犯他国主权而引发国际纠纷。 私人协助取证模式通过网络服务 提供者等私人主体协助收集境外电子数据, 可使本国执法部门快速便捷获取境外电子数据, 对他国主权干预较弱, 但是可能因不同国家间的法律冲突而让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跨境数据提供中面临法律风险。

《亨利六世》 的海盗演绎并非对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格兰动荡政治生态的简单模仿, 而是蕴含深刻空间隐喻意义的精巧设计。 本文将海盗叙事与文学地图并置, 基于16世纪末英格兰的特定历史背景, 探究该剧特殊的帝国共同体想象方式及其象征语义。 《亨利六世》 的海盗书写与地图想象不仅反映了英西海战后英格兰普遍存在的空间焦虑情绪, 还展现了莎士比亚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海盗行为正当性及帝国共同体形塑神圣性的真实看法。

在 《规范性的来源》 一书中, 科斯嘉提出了著名的 “规范性问题”, 即如何解释道德的规范性权威。 科斯嘉认为, 道德实在论无法成功回答规范性问题。 对此, 帕菲特针锋相对地指出, 只有道德实在论能够胜任这一任务。 通过考察科斯嘉和帕菲特之间的争论, 本文提出, 道德实在论可以回答规范性问题, 其关键在于如何诠释这一问题。 而要想从根源上理解帕菲特和科斯嘉之间的争论, 需要厘清两种规范性观念。 归根结底, 帕菲特和科斯嘉的分歧源于他们对规范性的本质和来源持有大相径庭的看法, 阐明其各自的规范性观念不仅可以解析其争论的症结所在, 而且有助于理解规范性研究的还原论路径和非还原论路径之争。

以数字金融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建设金融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本文利用深度学习模型BERTopic挖掘2009—2022 年我国数字金融政策的核心主题, 并构建了城市数字金融政策指数。 实证研究发现, 数字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中安全监管和服务平台主题的数字金融政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影响机制上,数字金融政策通过增强创新研发应用潜力、 降低要素交易成本、 提升管理决策能力、 提高服务精度广度和优化生产供应协同, 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进一步分析表明, 数字金融政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存在明显的营商环境和资本错配差异。 鉴此, 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 不断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