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构建纪检监察学术共同体既是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纪检监察事业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内在要求。纪检监察学术共同体建设在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理论创新、智库建设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对服务党和国家纪检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实务专家、高等院校教师以及该领域的国际组织等主体在学术共同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各主体既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又发挥独特的作用。应通过聚焦纪检监察人才培养、搭建高水平学术研究平台、建设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高水平社会服务智库体系等路径，以多方合力促进纪检监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数字监督为腐败治理提供了理论方法与工具支撑，其中的区块链技术与一体推进“三不腐”具有内在耦合性。区块链技术既有利于提高腐败惩治威慑促进“不敢腐”，也有利于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助力“不能腐”，还有利于完善廉洁激励机制支持“不想腐”。区块链赋能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架构设计既需要系统性原则、数据安全原则与信息共享原则的协同指导，也需要分布式存储技术、智能合约技术与加密算法技术的联合支持，还需要厘清信息录入与共享、智能合约与执行、监督与审计反馈等关键运作路径的具体任务。因为 技术往往具有“双刃剑”属性，所以亟须通过完善“上链”前的分流规则与“上链”后的管理规则、健全“权利-义务”规则与“职权-职责”规则等方式确保区块链应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从而规避潜在风险，实现腐败治理的提质增效。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全民族抗战并积极开展动员，“四万万”就是被广泛运用的动员话语。通过“四万万”话语，中国共产党不仅揭示了中国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而且强调了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力量凝聚为统一力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建构中华民族观的过程中，借助“四万万”话语，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族的实体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并清晰界定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在形塑现代国家观方面，中国共产党着重阐述了国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即“四万万”中国人民既属于中国，又是中国的主人翁。这些思想引导和动员举措有助于深化“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促使他们主动承担起抗战救国的责任。

“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目的的最新表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纵观历史发展，我国教育目的经历了培养“德成而上”之君子、德艺并重之贤士、应试之才、“人德共生”之新民与“立德树人”之新人五个阶段。“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成型于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教育事业的生动实践。作为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立德树人”赓续中华民族教育目的的基因，遵循“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实现了教育目的的创造性转化。从特征上看，“立德树人”重视德的教化作用，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特质，是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创新发展的成果。

古往今来，教育一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的事业，象征中国特有的“以文化人”的文明形态。实事求是地看，古代中国的教育深受封建皇权及其知识壁垒的束缚；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进程虽然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产生了冲击，但是亦为其提供了跨出既有窠臼的重大契机与更为宽广的实践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持续不断地促进教育公平与重视“德教”，“有教无类”“修齐治平”的教育理想得以在工业时代的中国重新树立。面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危机与“人”的意义失落，以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为内在资源的现代化建设理应促成更具超越性与生命力的教育实践，既保持个人自由发展的解放意识，又延续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尊师重教的人文精神，从根本上塑造新时代的“大写的人”。

文学阐释是一种公共活动，其公共属性是在文本意义的共识性基础上显现的。共识性揭示了公共阐释的一种来源和条件，共识不是恒定不变的，阐释学视角下的共识是文本意义的真理样貌，阐释是在这种真理样貌基础之上的突围与探索。阐释的公共性是人类理性能力的转化，公共阐释打开了人类思想的共识空间，经由这一途径，文学文本获得了价值共识，经典得到了尊重，文化价值得到了重构，阐释共同体得以树立，跨文化阐释成为可能。然而，公共阐释的生成过程是复杂的，常常要通过各种动态的文本衍义与阐释博弈方可完成。文学的公共阐释既要走出“主-客体”阐释二元论，又要防止共识固化，还要避免后现代主义的共识消解。如何在保持差异的同时维持阐释共同体的辩证张力，在共识性中保留个性，这是公共阐释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般认为，笛卡尔在《论世界》《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中根据光学的科学原理及视知觉的机械生理学规则，彻底否定了占据中世纪意向性理论核心的认知种相说。他还在《第一哲学沉思》中明确提出，那些被直接赋予人类心灵的最“清楚明白”的观念，引致了以纯粹理智直观能力为基础的认识论范式。文章指出，首先，笛卡尔虽然彻底否定种相的认知功能，但是从未放弃理智认识流程本身；其次，在涉及视觉发生学等的实践性的物理学和生理学范围内，他始终暗示，纯粹理性直观只是哲学的理论理想。在人类形成视觉内容的过程中，理智判断能力需要时刻参考周边的具身环境及其中的各类变量。以新科学为基础，笛卡尔以某种方式回归了有关人类感知觉机制的本源问题域。身心关系议题始终占据经院哲学意向性及认知理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