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着眼于历史逻辑，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突破外来知识体系的桎梏，确立学术主体的独立性，构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着眼于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是旗帜和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和土壤，世界学术优秀成果是有益补充。着眼于实践逻辑，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与学理化阐释，深化“两个结合”，加快“三大体系”建设。

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蕴含深刻的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提供了方法指引，城乡融合理论指明了实践方向，精神生产学说揭示了深层动力。从历史逻辑看，只有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性探索、党的百余年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经验积淀以及新时代继往开来的创新发展，才能厘清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纵深。从实践逻辑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实现融合发展。在建设主体上，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有机统一；在建设内容上，坚持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协调发展；在建设策略上，坚持外在塑形与内在铸魂相得益彰；在建设格局上，坚持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深度结合；在建设方向上，坚持数智赋能与人文传承互促共进，推动形成共建共享、相融互促、贯通城乡的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纪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关键探索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纪教育提升至战略高度，构建起“规范化 - 常态化 - 共识化”三位一体的党纪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以党章、条例等权威文本为基础，推动党纪教育走向规范化，奠定制度的合法性根基；通过将党纪教育融入日常组织生活，并通过党纪与边区法律以及干部管理、群众监督等法规制度的协同互构，保障党纪教育的常态化运行；借助党报党刊等媒介的符号化传播，促进纪律要求从外在规范升华为广大党员的思想共识，最终实现价值内化。延安时期党纪教育制度化的探索不仅为革命年代以“铁的纪律”保障抗战胜利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且形成了党纪教育与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度融合的治理传统，其蕴含的“制度建构 - 实践养成 - 价值认同”教育思维，对新时代推进党纪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技法互动”视角下，技术创新的范式变迁是反垄断法及其豁免制度变革的关键动因。在传统范式阶段，静态均衡的反垄断理论框架难以将技术创新纳入分析范畴，技术创新作为豁免事由长期被遮蔽而成为睡眠条款。在数字时代，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开放性和网络化特征改变了竞争形态，激活了豁免制度需求。应该推动反垄断理论向动态演化跃迁，凸显技术创新的内在价值属性及核心地位，充分考量创新的过程性及整体效果，激发数字平台的创新功能。在解释论层面，应该基于“动态效率 + 公共利益”的双重进路，明确技术创新豁免的适用条件及边界，完善豁免指南等配套机制，防范“错放”和“规制俘获”风险，最终实现创新与规范的动态平衡。

对待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坚持从严规制的同时，也必须有与传统犯罪不完全相同的刑事政策与解释规则。既遂之后无中止的刑法学通说立场可能存在疑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实体法上也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刑事司法应当肯定行为人在客观上属于善的行为，而司法裁判应当鼓励行为人向善的行为。刑事立法只规定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构成条件，而没有规定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因此，只有不符合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行为，才能成立犯罪既遂，而不是相反逻辑的推理。应当对犯罪中止做法教义学规范解释的逻辑进行再论证。侵财型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连续性诈骗，行为人在骗得少量钱款后，行为还会持续进行，属于“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更大损失结果发生的，完全具有解释为“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与正当性。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其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核心区，也有过渡带。所谓过渡带指两个或多个群落之间，或是生态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交错区域。这类区域既不完全归属于相邻的任一区域，又兼具二者的部分特征，其自身属性在空间或时间维度上往往表现出连续的过渡性。欲深入理解过渡带对文明起源的推动作用，两淮地区是一个 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凌家滩文化等典型遗存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先锋力量，而且展现了过渡带在此过程中的文明融汇、宗教整合与文化调适功能。

有宋一代，统治阶层依托多元思想资源，围绕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展开系统论证。在此过程中，宋太祖赵匡胤被建构为兼具多重文化意涵的复合形象。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一核心治国方针的统摄下，通过制度约束与意识形态重塑，宗教思想资源被逐步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巩固政权根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治理要素。士大夫群体与佛教僧人精英对宋太祖复合形象的历史书写，不仅为宋初重建良性政教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而且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宋代独具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

在清代治台史上，治台循吏是安台、兴台的重要力量。方邦基宦台十余年，历任凤山知县、台防同知、署台湾知府并摄台湾道，覆盖彼时台湾文官体系的各个层级。从两岸一体与央地结合的视角看，方邦基灵活平粜、整顿需索弊政、调和汉番矛盾等举措均有力维护了台湾的稳定，并推动了台湾的政教发展。方邦基在施政时既注重贯彻清廷治台策略，又能因地制宜做出调整，堪称治台循吏的典范之一。方邦基的治台事迹展现了清廷治台策略与官吏治台实践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探索治台循吏群体的历史地位、时代意义以及清前中期治台形势的演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