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通过建模分析2017年北京“志愿家庭”调查数据发现, “志愿家庭”的慈善倾向对其在注册后是否参与志愿服务起主要作用,而“志愿家庭”公益活动的组织者能起到的作用是抑制性的、负面的。“静默志愿者”的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志愿服务组织缺乏供给能力和意愿。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志愿服务组织改变目前“重动员、轻服务”的行为惯性,尤其是轻视志愿者利益的惯常做法。

《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存在创新,增加的“反通知-选择期间”规则,作用在于平衡各方利益、防范恶意投诉。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相应规则相比,我国的规则并没有明确是免责条款,亦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从制度效果上看,有可能造成纠纷大量涌入司法和行政体系、恶意通知人获得更大投机空间、而真实权利人维权成本增加的后果,违反立法本意。建议将该条款明确为免责条款,并赋予平台更多规则创新的空间和权力。

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公法审查义务及其界限伏创宇摘要：我国现行法律赋予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公法审查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行政机关对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的保障功能,属于私法主体的第三方义务。从立法沿革上来看,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公法审查义务经历了从网络信息内容的审查义务到网络交易行为的审查义务的转变,并拓展至包括安全保障义务在内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义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公法审查义务应当如何适用...

电子商务法中的竞争条款并未很好地处理其与竞争法的衔接关系。该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补充规制没有深刻把握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竞争特点,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独立规制不仅有破坏竞争法体系逻辑的风险,还可能对执法实践造成诸多困境。

幌骗交易主要通过使用计算机软件和算法设计,制造频繁大额报撤等虚假的交易外观,诱导、骗取其他交易者跟进交易进而获利。无论幌骗交易是否形成"人为价格",都侵害了市场正常交易秩序,是市场操纵的特定形态,而不宜望文生义将其等同于期货市场上的欺诈。建议在我国《期货法》立法中从本质上把握幌骗交易的行为特征,并澄清市场操纵的法律内涵,将其纳入市场操纵的规制范围,以克服期货市场监管面临的实践难题。

抚养费案件类型多样、性质不一。相应地,审理原则亦不相同。抚养费酌定请求非讼性特征明显,为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宜实行法官职权探知;抚养协议履行请求与过去抚养费代垫返还请求,涉及过去事实的认定,具有讼争性,应实行辩论主义以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不过,对于过去抚养费代垫返还请求,作为前提事项的抚养费酌定,除非双方有协议且未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法官仍应尽职权探知义务。为统合迅速处理纷争,抚养费案件宜统一适用非讼程序审理并实行法官职权探知,但对于其中具有明显讼争性事项,应交错适用诉讼法理而实行辩论主义。我国未来的家事程序立法,有关抚养费案件的审理除遵循上述原则外,应同时辅以家事调查官制度,并强化当事人的协力义务。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是近些年来热议的话题。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虽具有多种表达,却拥有共同的内核,那就是“重理守道的思想传统”“等级有序的伦理观念”“顺遂自然的思维方式”“中庸为公的处世哲学”以及“含蓄表意的内在修养”。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急剧变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出现新的特征,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也改变了既有的内涵。只有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适应性重塑才能适应新媒体环境变革,符合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随着传播技术和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传媒运营和社区管理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无论是从沟通的视角,还是从构建公共领域和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来看,社区都离不开媒体的介入,社区治理也不能缺少社区传播的参与。媒体的社会协调功能为社区传播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历史渊源和现实案例为社区传播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启示。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社区媒体参与社区社会治理主要从两个方向切入:一是传统媒体在转型中主动下探服务社区;二是社区运用新媒体尝试传播型社会治理。

何其芳与京派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何其芳进入京派之前受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创作风格趋向唯美主义;其后又在梁宗岱等京派文人的影响下,于1931年秋走进京派,成为年轻的京派文人。何其芳在思想上与创作上受京派文人的影响巨大。在梁宗岱的影响下何其芳对象征主义产生兴趣;朱光潜的文学沙龙为其提供了接触更多京派文人的机会;沈从文的扶持和关心影响了其散文、小说的创作,废名则影响了其对于“晚唐诗”的接受。因诗结缘的年轻一辈京派文人卞之琳、李广田对何其芳的帮助亦很大,尤其是卞之琳与何其芳保持了一生的情谊。京派成就了何其芳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何其芳也为京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京派的内涵。

托物寓情作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一种类型, 早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它的运作模式是先有情, 然后再寻找与这种情相适应的物来寄托。物包括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生活。自然物色之所以能够寄托思想情感, 除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之外, 还有中国独特的文化、风俗等因素促成。它们共同促使自然物色的某种特征与情感的某种特征发生关联, 使自然物色成为情感的隐喻或象征。社会现实生活能够寄托思想情感,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思想情感, 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家、艺术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领会到社会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的某些关联。在情的主导下, 情、物之间的律动是自然的、本真的。情与物之间相互协调, 共同完成审美创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