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基于 Web of Science 及 CNKI 数据,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可视化分析工具, 对国内外数字人文领域的文学研究进行统计分析和内容挖掘发现: 数 字 文 学 核 心 要 义 与 研 究 方 法 已 渗 入 现 当 代 文 学 研 究 领域, 呈现客观、 高效、 可量化、 多单元合作及可验证优势; 而国内相关研究普遍存在体裁失衡、 研究对象趋同、 数据类型单一及数据解读不够深入等问题。 鉴于此, 从拓宽研究对象、 创新研究路径、 加深数据解读、 转变学科思维等方面给出相关建议, 旨在为我国数字化文学研究体系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科技治理面临 “科林格里奇困境” 的挑战。 技术评估难以有效预测和识别技术风险及其社会性后果, 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 特征与金融立法和监管的 “步调” 之间亦存在紧张关系。 金融科技伦理能够将社会价值预设于技术设计之中, 以多方主体协同共治、 金融科技伦理审查等方式控制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 应将伦理融入金融科技治理之中, 构建事前阶段完善的伦理组织与规范体系, 强化事中阶段的伦理动态评估与信息披露, 形成事后阶段伦理与法律的良性交互, 最终以金融科技伦理与金融法融合互通的理念, 构造 “ 刚性底线” 与 “ 柔性边界” 相结合的复合性治理进路。

消费者有限理性问题被目前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研究所忽略。 一方面, 消费 者 有 限 理 性 本 身 造 成了 市 场 集 中 与 竞 争 障 碍; 另 一 方面, 数字平台正在利用操纵设计触发消费者的有限理性从而排除竞争并实现垄断的自我强化。 因此, 需要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数字平台行为垄断的可能性与行为反垄断的重要性。 本文在分析数字平台行为垄断的具体表现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 针对数字平台行为反垄断的难点问题, 提出了基于系统重要性平台的综合监管策略, 即通过设立系统重要性平台名单、 设置用户控制中间件、 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奖罚并举、激励数字平台自我评估及多元共治等方式, 解决数字平台行为反垄断监管 问题。

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 “以意逆志” 说, 经由汉代到当代学者的不断理解和阐释, 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中国经典诗学命题, 被当代学者誉为中国诗学诠释学的 “ 开山纲领” , 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 作者定向” 的意义阐释传统。 相比西方理论中 “ 作者意图论” 的意义阐释, 中国学者的阐释从未消解作者定向的阐释传统, 并且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涵和价值。 当然, “以意逆志” 诗学命题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若能加强理解的语言性、 阐释的事件性、 意义理解的开放性和有效性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则更将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 释放其在世界文论中的诠释学力量。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 一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隔的发展取向。 一种是从广义社会变革视角出发去透视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 一种是从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前者我们称其为一般社会理性文学变革倾向, 后者我们称其为艺文理性文学变革倾向。 在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学变革倾向的相互纠结和绞缠一直都存在, 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艺文理性变革倾向, 发掘其存在的必然机制, 不仅对什么是 “中国的” 现代文学认识有意义, 也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除草剂诞生之后, 美国出于战争需要将农用除草剂研发为战术除草剂。 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为消除森林屏障、 切断越共游击队的粮食供应, 在越南南部喷洒了大量战术除草剂, 对植被造成大面积破坏。 美军发动除草剂战争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处境。 除草剂战争在越南南部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 引发世人对除草剂问题的广泛关注, 也使美国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尼克松政府力主实施缓和战略, 逐步终止喷洒战术除草剂的行动, 并将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与环境保护纳入国际合作的议事日程, 从而推动了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冷战局势的进一步演变。

苏联斯普特尼克号系列卫星的成功发射被美国视为一场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危机。 为了消除 “ 斯普特尼克冲击” 事件带来的舆论压力, 美国政府除了加紧在太空竞赛中持续发力, 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宣传活动, 鼓吹美国取得的各方面科技成就, 为其科技赋予 “ 和平” 、 “ 利民”和 “先进” 三重意蕴, 建构了一幅美国科技仍为 “世界科技成就主流” , 并有能力造福全人类以及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乌托邦图景。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海外科技形象的修复, 重塑外界对其 “ 世界科技领袖” 的认同, 但鉴于美国对外行径和政策宣言的矛盾冲突, 上述措施并不能够完全消除 “反美主义” 思潮的影响, 故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美国汉学家、 翻译家傅汉思的 “ 梅花诗” 译介。 借助耶鲁大学等地所藏傅汉思档案和作品, 本文依次探讨了傅汉思 “梅花诗” 译介的概况、 缘起、 特色和影响。 研究发现: 傅汉思对 “ 梅 花诗” 的集中译介基于西方母题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 寄托了他对妻子张充和的深情; 傅汉思的 “梅花诗” 译介首译多、 体裁广, 译诗注重再现原诗的文体特点, 译释主要揭示文化内涵和措辞化用; 傅汉思对 “ 梅花诗” 的译介是中国 “梅花文学” 在英语世界首次全面系统的传播, 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傅汉思对 “ 梅花诗” 的成功译介对中国文学 “ 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模型的建构, 主流观点认为其属于契约模式, 也存在放弃审判制度模式、 听取意见模式以及家长模式等观点, 但现有理论模式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属于共识性诉讼模式,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理论可以作为共识性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 共识性诉讼模式的要素包括共识的主体、 共识的客体、 共识的类型及共识的领域。 共识性诉讼模式既体现于规范之维, 又展现于实践之维。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能存在 “共识失真” 的情形, 需要选择差异化防范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