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以一种职能建立的国际组织通常会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其他 的职能。 关于国际组织职能扩展的动力由何而来,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 义、 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既有解释或忽视国际组织的自主性, 或未阐明国 际组织自主性的作用机理。 本文以职能扩展为切入点, 探讨作为国际组织自 主性重要来源的最高行政长官发挥自主性的逻辑机制。 基于国际组织本身的 生存和发展逻辑, 本文将国际组织领导人的行动路径划分为三个维度: 议程 设置、 机构管理和外部联络; 在此基础上, 组织领导人通过路径依赖、 去政 治化和合法化三个中间变量实现组织职能扩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 事赫胥黎推动该组织环境职能扩展的行动为此提供了经验验证。

侍卫亲军是元朝中央军事组织的核心。 学界已有研究表 明, 元初组建的侍卫亲军与史天泽率领的、 扈从元宪宗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 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但目前对这支汉军的将校身份等具体情况还缺乏了 解。 本文通过对各种类型史料所见征蜀华北汉军将校身份进行逐一考证, 共 考证出包括基层校佐在内的二十三位将校, 使征蜀华北汉军的基本构成得以 浮出水面。 这支混成的精锐汉军被分编为两支, 一支作为蒙哥汗的御前先 锋, 从中路入蜀; 另一支跟随史天泽从东路入蜀。 两路兵马最终会合于合州 钓鱼山。 对征蜀华北汉军将校的考证, 亦有助于深化有关元初侍卫亲军组建 起源的认识。

蒙元时期的士人创作了大量的募缘疏和醵金疏, 旨在向 知识阶层和地方精英募集钱财, 用于兴办区域性社会经济事业, 或补贴寒 士的婚丧嫁娶、 远游求仕等开支。 募缘疏和醵金疏显示, 元代士人发起并 参与互惠性的钱财募集, 既有鲜明的道义动机, 也有自利和算计的一面, 还受到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力的影响。 元代士人的钱财募集反映了知识精英 的进一步地方 化 趋 向, 是 宋 元 社 会 转 型 中 士 人 阶 层 面 貌 变 化 的 一 个 特 殊 侧面。

促进城镇贫困人口就业既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 基本要求, 也是激活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 本文通过对质性材料的 白描发现, 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障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市场 分割、 社会排斥以及家庭照顾影响下的机会障碍; 二是低受教育水平、 差健 康状况以及缺乏就业经验影响下的能力障碍; 三是福利利益驱动与心理认知 局限影响下的意愿障碍。 本文建议, 政策应对要具有针对性、 个性化, 细化 措施并嵌入相应的障碍解决机制, 实现靶向干预。

本文构建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可持续生计模型, 并基于 2016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程检验政府基本公 共服务、 生计资本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生计策略的影响。 研究发现: 农村流动 劳动力的继续流动意愿不太强烈, 在就业选择方面, 选择务农者占比最高, 其次为选择受雇者, 选择创业者占比最低; 很多农村流动劳动力没有医疗保 险或养老保险; 拥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继续流动概率更低; 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养老 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受雇的概率更高; 拥有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或退休金、 工伤保险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创业的 概率更低; 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农村流动劳动力 选择务农的概率更低。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了两点政策建议, 即完 善医疗与养老保障体系, 消除农村流动劳动力继续流动的顾虑; 加强住房保 障, 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受雇或创业的幸福感。

《民法典》 第 1065 条的适用范围包括夫妻财产制约定和夫 妻特定财产约定, 应当区分物权与婚姻两个维度分别界定其效力。 物权维度 以登记为准, 夫妻财产约定仅具有债法效果; 婚姻维度上夫妻财产约定直接 产生约束力。 夫妻特定财产约定可能成立夫妻间赠与、 夫妻间借款以及离婚 财产分割协议, 根据约定内容受身份关系影响的程度, 有条件地适用各有名 合同以及分割共有物等财产法规范。 夫妻可通过特定财产约定及登记行为将 特定财产的内外归属状态确定为一方所有、 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 也可通 过约定排除适用依据出资来源决定财产婚内份额的推定规则。 约定内容与登 记内容不一致的, 在对外涉及第三人利益时依据登记内容, 在婚内析产或者 离婚房产分割时依据约定内容。

《民法典》 从既有民事规范中涤除杂乱, 提炼出体现民事 法律关系特质的规范, 以科学立法的要求实现了民事规范的体系化。 在侵权 责任编中, 立法者针对四个方面的关系做出了体系化处理: 在基本价值方 面, 处理自由与救济的关系, 立法者以行为自由为底线, 减少了对救济性规 则的过度依赖; 在责任结构方面, 处理稳固与扩张的关系, 立法者维护了侵 权构成的基本体系, 同时为应对社会需求的发展提供了可行且有限的扩张路 径; 在类型边界方面, 处理 《 民法典》 与单行法的关系, 立法者以整合等 方式促进了法典规范的一般性及私法性; 在条款设置方面, 处理体系与实用 的关系, 立法者在语言表述、 规范内容等方面做出了修正。 《民法典》 出台 后的规则发展也应当遵循上述四个方面的体系化框架。

对纳粹德国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构成了 “ 后奥斯维辛哲 学” 。 阿伦特在关于被以 “反人类罪” 判处死刑的纳粹党卫军上校艾希曼的 报告中, 却将艾希曼的动机界定为平庸之恶, 用平庸之恶解释纳粹战犯反人 类罪的性质。 然而, 平庸之恶的解释并不能通过事实的检验; 康德和黑格尔 关于根本恶与伪善的思考, 能够提供比平庸之恶更深刻和更有效的解答。 康 德把人的本性的恶劣称为根本恶, 不遵守道德法则就有可能堕落在根本恶的 深渊中不能自拔。 黑格尔认为伪善是认识到恶却把恶作为行动准则来为非作 歹的极恶, 相当于康德说的根本恶。 “后奥斯维辛哲学” 问题的最后解决则 指向法治与对人的尊严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