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始于西汉武帝的年号纪年, 系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历代皇朝沿用的主流纪年模式, 影响波及东亚、 东南亚汉字文化圈。 年号不仅用作纪年, 而且是强化统治正当性、 寄托统治者美好愿望、 祈求 “天意” 支持、 激励朝野民众的政治符号。 而视年号为加密的谶言, 将精挑细选的吉祥美妙字词 “破译” 为负面甚至险恶的天启信息, 则是自魏晋起常见的操作。 此类 “破译” 各具深意, 是值得研究却较少受到关注的传统政治文化现象。

人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 新时代提升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国际竞争力是关系人才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任务。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厘清相关概念, 研究并借鉴有一定影响力的四个世界大学评价体系中关于人才的指标, 紧密结合我国实际,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构建了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特色的高校高层次人才国际竞争力的 “五力” 评价体系。 “五力” 即五个评价指标: 高校高层次人才教育教学体现的 “基础力”, 科学研究体现的 “发展力”, 社会服务体现的 “辐射力”, 创新性体现的 “根本力”, 国际化水平体现的 “领先力”。 本文在应用“五力” 评价体系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对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进行了综合探讨。

反垄断法能否以及如何适用必需设施理论一直充满争议,相关理论也伴随着各国反垄断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变化在不断发展。 虽然反垄断法在实施中具有适用必需设施理论的可能性, 但是面对可能会不当限制经营者权利的质疑以及可能会抑制投资与创新动力的担忧, 必需设施理论的适用一直秉承审慎适用原则, 它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更为审慎, 在数字市场的适用则应高度审慎, 尤其在认定数据或者平台是否构成必需设施时更要恪守高度审慎原则, 并将必需设施理论的适用框定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析框架中。 当然, 数字经济时代的必需设施理论除了在反垄断法领域适用, 在数字市场管制法中可能也有更广阔的适用空间, 这也消除了对数字市场高度审慎适用必需设施理论是否会弱化反垄断法实施效果的疑虑。

迈向数智化时代, 计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相关市场界定的复杂性, 加剧了市场力量认定的难度, 导致竞争损害分析的不确定性骤增。计算型反垄断通过大数据分析改进反垄断分析, 利用计算工具与方法识别垄断行为, 研发与应用监管科技, 提升反垄断监管的自动化、 精准化与智能化水平。 计算型反垄断旨在为反垄断分析注入计算理性, 提升反垄断监管过程的智能化, 实现法律与技术监管的融合治理, 在本质上是对反垄断监管逻辑的整体重塑。 当然, 计算型反垄断的重塑效应是有限的, 应客观看待其适用范围、 解决方法与应用效果。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 现阶段至少要从高质量的市场监管数据集合的形成、 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的建设、 反垄断监管体制机制的数字化改革三个方面推进。

简牍作为书写的物质载体, 具有不容忽视的物质性。 这种物质性不仅与简牍记录的文字密切相关, 而且能独立传达文字不具备的信息。 因此, 简牍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文字, 其物质性方面的信息也值得高度重视。 重视简牍的物质性, 形而下来说, 可充分挖掘和提取简牍传达的信息;形而上来说, 则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下, 深入阐释简牍的物质文化意涵。 本文以此为基点, 围绕简牍的生产与制作、 形态与形制、 使用与阅读、废弃与埋藏以及简纸更替五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反思, 倡导将简牍视为考古遗物, 融合历史学、 考古学、 文书学、 写本学等多学科领域的视角、 方法和问题意识, 对之开展物质性方面的研究。

在明清乡村社会中, 由习惯法和家族法构成的民间法体系经由独特的运作方式控制并规范乡村纠纷争端, 进而影响构成乡村社会稳定基础的普通民众心理。 该体系依托村落组织等就地化解矛盾, 实现高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效果。 明清民间法无论是在内容、 形式上, 还是在制度化的实践中, 都具有异常鲜明的实用性和地方性, 同时在理念价值和程序运作上与国家法系统保持适度关联, 既弥补了国家法在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中的不足, 又缓解了地方官府在定分止争、 维系地方秩序时面对的压力。

人民监督是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体系化保证并完善人民监督。 新时代人民监督赓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传统并不断发展完善, 成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落差, 当前人民监督研究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在厘清人民监督内涵的过程中,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民监督的体系化框架和发展空间, 人民监督则是有效拓展和持续改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当前, 人工智能成为大机器体系最新的技术形态并得到广泛应用, 对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精神生产领域之后, 其对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品的审美性提出了挑战。 根据马克思 “机器论片段” 揭示的生产模式, 人工智能在精神生产领域的应用可能引发文学生产的异化劳动, 进而导致文学生产丧失创造力和审美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 只有持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理念更新, 才能克服劳动和审美之间的对立, 在精神生产过程中实现劳动性和审美性的统一, 让文学生产成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