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国家监察体制建立后，原属于行政监督的行政监察被纳入国家监察，这意味着行政监督要在新体制中寻求完善和发展。本文通过对行政监察机关“两存两废”的历程及其演变逻辑进行梳理，发现行政监督面临机构、职能和体制三个维度上的现实挑战。在行政监察机关并入监察委员会、行政监督构成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要从完善层级监督与审计监督、厘清行政监察的职能归属、加强行政效能监察等方面入手，促进监察委员会监督与行政监督的有效衔接，进而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面有力监督。

当前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期下行压力、多重转型压力、要素供给压力以及经营管理压力，具体问题包括：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发展信心，疫情冲击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优化升级过程中结构性问题突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双碳”目标下绿色低碳转型任务重，要素价格过快上升削弱比较优势，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加剧，制度性交易成本仍需进一步降低，现代企业制度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强化，谋划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能力弱。未来可在提振投资信心、减轻生存压力、扩大双向开放、引导转型升级、降低经营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营商环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企业家队伍等方面制定更全面、更详尽的政策措施，以助推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百年前的庚子国变给北京城及其居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清代宗人府职掌皇族属籍，本应对数以万计的皇族人口的生命安全负责，然而在新近开放的晚清宗人府档案中却可以看到：宗人府在庚子国变前后的表现实有颟顸无力之嫌，不仅未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灾难做过认真准备，而且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还陷入比其他部院衙门更为严重的瘫痪。两宫回銮后，宗人府恢复办公，从此便开始为窘迫不已的财政、积压已久的日常业务、战争中的皇族生命财产损失统计及抚恤等难题疲于奔命，对上难以承办，对下无从管理。这种混乱无力应主要归因于宗人府本身的制度缺陷，而清朝的惨败又将这一先天不足急剧放大。

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１７２３—１８２０）》一书，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军机处成立于乾隆初年，乾隆以降君主专制转化为皇帝和大臣互相制约。就前者而言，白氏过于强调雍正朝与乾隆朝军机处的差异，有过犹不及之嫌。就后者而言，白氏在地方奏折批示、廷寄撰拟过程和议覆奏折这三方面提供的证据，也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关于皇权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书运作的表面程式上，还要深入探讨程式形成的具体原因及其背后的真实决策过程。

自动化行政的广泛应用在提升行政效能和公平的同时，正在演绎成一幅“技术专制”图景。对公安机关的自动化行政实践的考察表明，无论是公务人员还是行政相对人，均已陷入被自动化设备支配的境地之中。要走出这一困境，应在自动化行政中嵌入人工干预机制。人工干预机制作为人工智能系统中与大数据、算法相并列的三大要素之一，有助于维护人作为智能化法律秩序主体的地位，它在现代科技与行政活动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不应被忽略。为此，应从理念重塑、技术优化和规则完善三个维度，展开对人工干预机制的具体配置。

正确定位和处理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数字医疗法治化的基础。无论是以政府规制还是以自我规制为基础的法治路径，都无法确保数字医疗有序、良性地发展。以反身性为特征的元规制扬弃了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为数字医疗法治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基于健康权保障的规制目标，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自我规制应是一种法定义务。借助以医疗信息保护为限度的信息流通程序规制，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可有效互动，共同引导和规范数字医疗的发展。

在清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中国思想界一致认为荀子群学就相当于西方社会学。但群学在转型过程中却遭遇了被取代的厄运，“中国本有社会学”反转为“中国本无社会学”这一论断并没有经过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主要是西方文化强权和中国丧失文化自信以及教育失误的结果。总结群学被取代的历史教训，群学的现代化转型必须护“根”固“本”，彻底坚持“社会学中国化”，在群学古今贯通的前提下实现中西社会学会通。同时，必须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明确“务本”“兼容”的方针，由此找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道路。

对于如何理解柏拉图在 《法律篇》 中建立的城邦的性质，近年来学界有许多争论，但关键仍在于如何理解在面临分裂危险的共同体中建立的友谊的性质。本文系统考察《法律篇》 中以划分和分配为出发点、围绕份地和家宅对共同所有的最佳城邦的模仿， 特别关注城邦如何在具有不同德性的公民之间建立互惠性的友谊； 并考察了城邦如何建立有助于友谊的统治关系， 以及如何通过节制实现城邦的完全德性。 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作为 “共同体”的著名学说，可以说是柏拉图 《法律篇》 中阐述的 （友谊） 形式的系统发展。 对柏拉图 《法律篇》 中统治关系与平等性质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古典时代共同体的性质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