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和强大动力，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价值功能。首先，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功能，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的基本特性模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互鉴、和平安全、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价值理性；其次，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的人文滋养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守护人类整体利益，形成了“兼济天下、造福世界”的价值追求；最后，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创新功能，通过积极倡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着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安全保障和文化合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两个结合”不仅揭示了这一原创性论断的生成逻辑，还为其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领导基础的高度一致、目标指向的内在统一、价值取向的彼此契合、主体力量的同频共振、哲学依据的相互贯通，为以“两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逻辑前提。“两个结合”内在地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国具体实际实践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资源的有机融通，同时蕴含着方法明晰、空间拓新、精神支撑和情感联结的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支撑和可靠保障。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在坚持党的领导中把准正确方向，在深化理论创新中破解现实问题，在增进文化认同中凝聚精神共识，在坚持胸怀天下中拓展襟怀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旨在破解“传统 - 现代”二元对立并重构现代性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逻辑，该叙事展现了“历史 - 实践 - 价值”三重内在规定性，分别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现实呈现与发展导向。历史规定性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辩证融合；实践规定性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制度化文明表达实现创新突破；价值规定性以民族复兴叙事重塑文化主体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彰显文明包容性，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生成。三者以历史为根基、以实践为载体、以价值为引领，在辩证统一中确证中华文明连续体的历史合法性，并以“发展 - 共享 - 共生”的文明逻辑，为超越全球现代性困境贡献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体为向度的中国智慧。

为应对担保动产高度流动化的问题，《民法典》第 406 条提供了两种担保权益保障规则，即主张追及效力和请求就转让价款提前清偿或提存。前者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双重困境，后者在适用结果与程序上存在缺陷。应扩大解释《民法典》第 390 条的适用范围，将担保权益延伸至转让后的价值替代物，并建立代位财产公示规则以完善实现程序，即抵押人在双方完成交付前通知抵押权人，权利人在知悉后可判断是否行使抵押财产价值恢复请求权并于交付完成之日起 10 日内在相应登记系统上更新代位财产信息。受让人负有查询义务，在动产担保登记系统记载相关权利信息的情况下，受让人向抵押人的给付对抵押权人不生效力。

犯罪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诸多犯罪中，犯罪既遂并不意味着犯罪终了。在犯罪既遂后，行为人继续实施的或后行为人加入的行为既可能避免法益侵害的发生，也可能维系或加剧不法侵害，由此形成犯罪既遂后的终了阶段。在事实层面，终了行为可能出现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在规范属性上，终了行为属于不成文的犯罪要素；在法律后果方面，终了行为可能有利于行为人，也可能对行为人不利。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构成要件的自由保障功能，只有在规范上具有联结点的终了行为即继续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建构或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

语言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伟大工具之一。语言的重要性在古代文献记述与近代哲学思考中一再得到确认。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再到科学语言，人类的语言形式经历了线性发展的过程。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如人类起源、农业革命、国家起源与发展、近代科学革命等都离不开各种语言工具的强大力量。单单重建既往的历史进程，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对生存结构的反思是理解历史现象的先行条件。人类用三种语言回应死亡的三种形式，进而建设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用自然科学的语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社会科学的语言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用人文科学的语言处理肉体与心灵的关系。历史在不同层面的展开是意义多元性的具体呈现。

“八珍”典出《周礼》，向来是中国高端饮食的代名词。郑玄牵合《礼记·内则》注释《周礼》，以淳熬等八物解释“八珍”，其说的核心是将“八珍”看作天子以饮食奉老的礼宴。自宋代以降，各种将珍稀美味食材组合成不同系列的“八珍”说逐渐兴起。从食礼到食材，“八珍”说的饮食文化内涵虽发生了转移，但这一变化顺应的是饮宴活动从重视礼俗等社会功能转向追求滋味享受的趋势。同时，支撑郑注“八珍”说成立的食礼体系和饮食养老观念始终贯穿中国饮食的发展变迁，是其中不变的文化传统。

基于组织经济的考虑，清代基层政府借助不完全合约实现对编外人员的粗放式管理。基层政府处于买方市场地位，一般不会选择支付高于代理人边际产出的工资，而是将索取剩余利润作为核心手段，以实现基层政府和编外人员的激励相容。这是一种介于市场化和科层制之间的基层编外人员治理模式。该模式在激励强度和行政控制的维度上呈现强激励、弱行政控制的市场化特征，而在合约机制的维度上则具有一定的科层制特征。这既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二元合一的产物，又体现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