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在柴丽杰诉上海大学案中引发争议的学位授予标准制定权及学位评定权均属于学位授予权体系的组成部分, 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自主权必须兼顾国家标准框架与学术共同体的专业理性。 目前对高校规定合法性审查的司法实践侧重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寻求框架性规定和授权性依据, 忽略了学位授予权作为 “无法律保留” 的宪法基本权利即学术自由与国家立法的关系, 导致司法对学术性标准的审查逸脱实质性判断。 作为宪法学术自由的载体, 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司法审查标准应当从学术自由的目的和范畴出发, 对学位授予标准要求学术论文发表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在实践中, 我国高校教育惩戒关系呈现内部与外部关系的二元划分。 这主要体现在以属于自主办学范畴为由, 将部分高校教育惩戒归入内部管理行为, 并降低对高校教育惩戒的司法审查强度。 在现行法框架下, 此种二元划分难以站住脚, 存在法律标准适用困难、 法律基础匮乏与法律救济不足三方面的局限。 高校教育惩戒关系的内部化倾向不但应当予以矫正, 而且在现行立法层面具有充分的解释空间。 当然也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 指导案例或者在未来的教育法典中, 明确记过、 留级、 转专业处理决定等高校教育惩戒的行政行为属性, 区分纪律性惩戒与学业性惩戒, 并适用不同的法律原则与司法审查方式。

斯宾诺莎的名字极少出现在对乔治·艾略特的研究中, 极少有研究者阅读过出自她之手的斯宾诺莎著作的英译本。 此外, 道德主义是艾略特研究中挥之不去的主题, 人们很难将之与 “邪恶” 的斯宾诺莎主义联系起来。 笔者认为, 艾略特的 《米德尔马契》 堪称典型的斯宾诺莎主义小说, 其中的人物形象既充满斯宾诺莎式的渴望, 也消除了古典哲学善恶二分的目的论色彩。 本文试图分析斯宾诺莎对艾略特的影响, 结合既有的研究文献, 还原 《米德尔马契》 中的斯宾诺莎因素。

本文聚焦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的海外中国企业, 实证检验母国高管任期对其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 会显著增加海外中国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可能性, 具体通过提高企业自主决策程度、 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以及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并且, 员工组织适配性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高管决策自由度更高和高管团队构成更多元的企业中,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可为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实践和外派人员管理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自2005年以来, 我国环境应急管理经历了事件 “应激”后的高速发展期、 健全完善期和深化提升期三个阶段。 目前, 我国确立了适应国情的 “一案三制” 环境应急管理体系, 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与危害明显下降, 环境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 但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在管理机构、管理法规与管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短板。 面向新发展阶段, 我国环境应急管理要锚定根本改变突发环境事件多发频发态势与全面防控环境风险的目标, 在机构上统筹规划应急管理体制架构设计, 在法规上健全相应的法制机制与预案体系, 在手段上强化科技赋能与推进多元治理, 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环境应急体系。

随着践行 “双碳” 目标工作的不断深入, 社会公众作为承担减碳责任的重要行为主体需要夯实其减排工具。 本文论述了社会公众主体承担的减碳职责, 以及碳普惠机制的作用机理与现存问题, 并引入默顿的结构-功能理论对碳普惠机制的结构与功能展开剖析。 在结构分析方面, 本文指出碳普惠机制的现有结构存在低碳行为识别与核算不精准、 交易奖励设计缺位、 碳账本仍待完善等问题; 在功能分析方面, 本文剖析了碳普惠市场的显/潜-正功能, 并指出其存在数据使用风险、 碳金融风险、 平台重复建设等潜-负功能。青年群体是社会公众的重要代表, 本文以青年碳行为的主要特征、 影响机制、 践行路径为逻辑链条, 论述了以青年碳行为完善碳普惠机制结构与功能的作用机理。

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于近代中国一再屈辱战败的历史背景下。 作为军国民教育最早的提出者和倡导者, 留日学生蔡锷和蒋百里在 《新 民丛报》 上大力宣扬军国民教育思想。 在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 留日学生开始自发组织军事训练, 其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也有意在现代学校的教育中尝试和推广兵式操等军事训练项目。 然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随着 “公理战胜强权” 成为国人基本共识, 军国民教育一度受到排斥, 直至济南惨案爆发才再度为世人重视。 20世纪前期军国民教育的上述发展历程值得深入探讨。

在甲申易枢前, 分属洋务派和清流派的李鸿章与张佩纶对彼时中法两国争执的焦点——越南问题多有函商。 张佩纶对越南问题的最初认知便源自李鸿章, 但缘于立场与观念的差异, 二人的对越策略很快便出现了分歧: 李主和, 张主战。 在对前线将领的评价等方面, 二人也发生龃龉。尽管如此,李、 张仍不乏共谋, 张佩纶在入职总理衙门后欲与李鸿章 “内外并力”, 共挽时局。 在北宁兵败后, 形势急转直下, 张佩纶秉持清流与洋务两脉 “各有门面” 的观念, 谢绝李鸿章邀其参与中法议和以作退路的好意。李鸿章与张佩纶在甲申易枢前关于越南问题的意见分歧, 基本也映射了其最终的命运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