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 的本质属性, 二是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 三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两个结合” 的基本原则, 四是确立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合理需求, 逐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 续写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篇章。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内含扎实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决定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体化探索, 推动着二者互融共进, 其内在机理主要表现为主体的同一性、 内涵的一致性、 过程的融合性、 结果的公正性。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道路上, 需要不断总结经验, 持续拓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耆婆 (Jīvaka) 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一名医生, 他虽因医术高超而在汉译佛经中被称为 “医王”, 但在以印度教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医学典籍中, 并未获得佛教医王这样的地位。 自中古以来, 耆婆的故事、 传说与图像不仅出现在犍陀罗地区, 而且流传到克孜尔、 敦煌、 于阗等丝绸之路的重镇, 并东传到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 与此同时, 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流传到东南亚地区。 在广泛搜集耆婆相关图像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这些图像在亚洲多个地区的不同表现类型及跨文化流传的特点, 能够揭示长时段、 跨区域、 多民族的不同人群对耆婆图像的各种想象, 以及形成这些想象的具体原因。

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存在不少借题发挥、 游离于文本之外的话语, 这些话语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体验性评点将生活经历融入小说情境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 互文性评点通过相关文本的比附, 为意义延展提供宽广语境; 寓言性评点将文体特点转化为阅读习惯; 游戏性评点则带来“一笑” 了之的阅读快感。 这些评点体现了一种发散思维, 反映了古代小说文体的开放性及读者的自由审美旨趣, 从不同维度拓展了小说的阅读空间。以上各类评点既随机而发, 又浑然一体, 既相映成趣, 又相互生发, 并与更具针对性、 本体性的内涵式评点共同营造开合自如的阅读语境。 因此, 古代小说评点中的发散思维不但具有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理论价值, 而且对阅读史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国家需要利用刑法构建和维持公平有效、 安全有序的数字经济文明秩序。 该秩序限定了数字经济的核心制度性特征, 即以数据资源、参与者信息素养和数字平台公平竞争为构成性要素, 以数据的及时、 完整、准确和数据技术的安全发展与应用为运行性条件, 以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的社会信任为效率性依托。 数字经济的核心制度性特征形塑了刑法的规制方式和内容体系, 即通过构成性保障、 脆弱性预防、 标准性信任、 外部性内化等方式全面保障数字经济公平有效、 安全有序运行, 维持数字经济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之间的合理关系。

当前, 处于全新阶段的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构成了国家数字经济崛起的核心驱动力, 国际竞争也相应日趋激烈。 这一技术实践现状对网络主权内容提出了全新问题: 网络主权能否延伸适用于人工智能治理领域? 网络主权的具体内容是以网络空间概念为基础的, 而网络主权在技术维度的内容延伸也是以构成网络空间底层支撑的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这种技术维度的内容实际上延续了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主权到网络主权的延伸逻辑, 即构成主权核心要素的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内涵有所变化。 由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关系主权国家的网络安全和技术发展, 故而网络主权在技术维度的内容延伸表现为技术自主权。 技术自主权指主权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决定本国的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管理活动, 具体包括自主管理权、 自主合作权和同等反制权, 其核心目标是保障各个国家均享有独立自主的技术发展能力。

秦王朝统一六国前后,其政治体制及天下理念曾经历曲折的调整、 博弈过程。 随着战国中后期秦国确立对关东六国的政治、 军事优势, 商鞅变法建构的 “国家本位” 体制逐渐向 “君主本位” 体制转型, 致使秦国的君主集权政治迅速发展。 面对即将统一六国的局面, 秦国内部出现了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两种政治思想的博弈: 以吕不韦为代表的 “王霸”派主张以 “仁礼” “义行” 治理天下; 以李斯为代表的战国后期秦法家则主张以 “力术” “霸政” 治理天下。 由于秦国存在强大的法家传统, 故而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导致秦王朝在统一后错失了建构 “义行” 以成 “帝业”的机会, 而仍以法家的 “霸政” 之术行 “帝业” 之治, 由此构成其制度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战国时代, 中国形成了由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地区构成的“内、 外缘层级” 格局, 中原地区的封建 “君主专制” 国家形态基本定型,周边民族地区的社会与国家形态则相对落后。 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原王朝在充分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 还不断积极影响周边民族。 随着封建 “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制度的初步确立, 国家的行政区划逐渐清晰起来, “华夷” 从种族区别转变为文化差异。“君主专制” 国家形态下的 “阶级平衡” 理论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商鞅学派的理论与实践虽使秦国实现了国力的提升, 但加剧了阶级矛盾。 荀子则基于对秦国的实地考察与对统治理念的准确认识,提出了符合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形态发展要求的“阶级平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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