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本研究基于对中国某商业银行贷前调查的田野观察，探讨了金融信号的社会嵌入特征，以及在贷前调查中信号的空间重组机制。本研究发现，由于“信号经营者”的存在，经济学信号理论假定的围绕共识信号形成的互动常常难以实现，此时信贷员会通过线下互动空间重组经营活动中的弱信号，将其整合为支持授信决策的强信号，其中具有社会嵌入特征的信号是展开授信决策的关键信号类型，由此构成了信贷活动中长期稳定的调查技巧。金融社会学的后续研究可以更多地围绕金融实践本身展开研究，而不仅仅是作为金融学已有解释体系的补充。

在１９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 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 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２０２１年新 《民事诉讼法》修法为针对“繁简分流”改革之专项修正，“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首要前提是在形态各异的案件中精准识别究竟何为简单案件。以新《民事诉讼法》 之下的独任制为视角，我国确立了四种简单案件形态：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以及二审独任制。 目前立法对于此四种简单案件之条件规定既笼统宽泛，也存在较多重合之处，造成对简单案件识别的自由裁量和混乱无序，因此应当明确其识别标准，并在简单案件内部体现分层识别机制以匹配差异化的简单案件类型。可行的路径为依据简单案件识别的原理及需求，分别审视“标的金额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以及争议大小的可适用性。

２０２１年《民事诉讼法》的第四轮修订存在三个新特征。一是授权试点，通过先行授权部分地区试点改革来绕开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争议，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案矛盾问题。二是法院主导，最高人民法院直接主导修法，主要以实用理性而非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作为修法的知识来源。三是快速审议，仅两次审议就表决通过，未对存在争议的草案作实质性修改。理论界基于反馈时间有限、获取信息不畅、发声平台不足等因素在本轮修法中存在“失语”现象。实际上，未来尤其应当在审议环节增加理论界的发声机会，以此帮助立法机关制衡可能存在的部门本位倾向，制定出更合适的民事诉讼法律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从粗略、笼统且以促进当事人调解为目标的“一统”结构，逐渐演进到“先简易程序（其下以速裁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优先），后普通程序”的“链状” 结构。这是本次“ 繁简分流”改革的起点。此次修法的改革目标是实现多种程序平行并列的“多轨”结构，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遗憾的是，２０２１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未能实现诉讼程序从“ 链状”向“多轨”的结构转型，反而存在向新“一统”结构回归的可能。未来的改革重点应聚焦于两个方面：在立案时以简便、可操作的方法识别案件的繁简，实现“分（案）”；根据独立的理念、逻辑设置不同的程序轨道， 案件在各自轨道上推进并导向结案，实现 “流（出）”。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存在着一层根本性的关系，即主体和本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诠释学因此具有某种源始神学特质。本体指向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意味着自由自在的自身性存在，在诠释学情境中呈现为两阶主体，第一阶主体是自行显示的本体作为本原性主体或存在论主体，第二阶主体是诠释者主体或存在者主体。诠释者主体对于本原性主体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义的解读和描述而形成文本，文本具有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 其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存经验、既有文化传统和当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历史结果。 中西对于主体与本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之问以及生态伦理的理论自觉，分别从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反思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义三个方面展现了同一问题不同方面的困惑，亦即表达了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内生困境的时代之问。面对上述三重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来寻求解决之道，破除了多元文化冲突难题、人类价值虚无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缺失，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