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科研绩效拨款制度是国家科研评价体系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国家科研评价体系辐射面广、 影响力大, 在其建设过程中应树立系统观念, 对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进行精心设计, 同时充分认识评价环境和元评价对评价体系建设及评价效果的重要影响, 并最终将科学的设计思想反映在评价政策中。 目前尚不存在国家科研评价体系 “最优” 模式, 但30余年的国际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建设经验, 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和挑战, 可为完善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史籍及汉简中所见的 “被具” 指车辆、 马匹的用具与配饰物, 是基于公务出行的需要而为传车、 传马配备的。 被具主要包括车配饰与马驾具两大类。 被具器物在材质、 颜色、 数量等方面与车舆礼制密切相关, 故兼具实用性和等级性。 悬泉汉简散见的部分器物简可归为传车被具簿籍类简, 悬泉置对传车被具实行日常化管理。 被具作为汉代车马制度的一部分, 在送迎使者、 官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的先请制上承八辟, 亦须遵守等级限制, 宗室限五属, 外亲限有服, 官吏限秩级。 但是, 先请只 “请” 而不 “议”, 目的不再是宽减对亲贵的刑罚, 而是便利君主的治御; 其性质亦不再是亲贵特权的保障, 而是君主御下的工具。 虽然八议之说在汉代复兴, 但始终未入律典, 先请后的结果取决于君主。 如此, 既适应了德治的要求, 也有利于君主操控刑柄。 在先请制下, 君主的罚不依法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皇权的稳固和运转。 东汉中后期, 皇权旁落, 外戚、 宦官通过皇权操纵先请后的司法, 庇同惩异, 导致君臣权势愈发失衡, 这为八议最终入律埋下了伏笔。

按照康德的理解, 一个概念的意义 (Sinn) 指在显象 (或经验对象) 之上展示该概念的意指(Bedeutung) 的方式, 或者说在直观中展示该概念指涉的对象的方式。 在 《纯粹理性批判》 以及其他著作中, 康德常常将意义和意指结合在一起使用, 认为一个概念如果拥有意指, 那么便拥有意义。 因此, 如果一个概念没有意义, 那么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意指。 而且, 一个概念可以有意义, 但是并没有现实的意指, 而是仅仅有想象的或假定的 (或者说可能的) 意指。 通过对康德和弗雷格的相关文本的细致分析不难发现, 弗雷格的Sinn和Bedeutung 之分应直接源自康德的相关讨论, 正如弗雷格关于存在不是个体的性质 (所谓 “一级性质”) 而是个体的性质的性质 (所谓 “二级性质”) 的观点直接源自康德一样。 本文论证前一个结论, 并批评其他作者关于弗雷格和康德相关观点之关系的评论。

康德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回答了 “休谟问题”? 这是200多年来康德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历久而弥新的问题, 直接关系到对康德的因果性=概念的含义的理解。 在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产生了所谓对 “第二类比” 的 “弱读” 与 “强读” 之分。 本文基于对休谟与康德的文本以及人类实践中因果意识本质的分析, 指出所谓 “没有因果律的因果性” 是一个人为的虚构。 但在这种虚构背后, 则是研究者们对康德因果性范畴提出的意义的误解。 通过澄清康德不同于休谟的、 将人类认识模式理解为溯因推理这一事实, 本文揭示了康德对 “休谟问题” 的回答的深刻意义。

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在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形成了一种 “党规-国法” 二元渊源的组织内部规范。 这一规范具有社会规范性、 合法律性和党内法规属性 “三重性”, 对现有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备性构成了一定挑战。 由党内法规体系、 党内规范性文件体系、党的规矩 (惯例) 等不成文规范体系、 二元渊源的组织内部规范体系及其他体系性的党规现象构成的 “党规体系”, 完备地指涉了党内规范体系, 解决了现有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备性问题。 党内法规研究应更多关注党内法规实践, 丰富党内法规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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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 “东盟方式” 密切相关。 东盟处理不同领域事务的方式有所不同, 需要在区分不同领域的基础上探讨 “东盟方式” 的演变机理。 政治领域 “东盟方式” 的演变发生在后冷战时期, 主要体现为东盟对 “不干涉” 原则的理解与实践方面发生的变化。 政治领域 “东盟方式” 的演变机理可以通过“风险平衡” 分析框架得到解释。 东盟应对成员国 (准成员国) 内部重大政治事件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东盟团结和地区和平稳定, 这是东盟调整政治领域“东盟方式” 中 “不干涉” 原则的决策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