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宋人普遍认同潮汐 “系属于月” 的说法, “候月知潮”, 根据月亮的运行推算潮时和潮位变化; 认识到潮时、 潮位存在地域差异, 分别记录、 总结各地潮候, 区分潮汐的地域类型; 利用潮水涨落的规律确定近海航行中起航、 航行、 停泊的时间, 以潮次表示水程; 将对潮至点、 潮至线的认识运用到近海航行、 港口与沿海道路及桥梁建设、 滨海塘堰的修筑以及盐业生产中, 合理地安排相关活动。 滨海人群在宋代对海潮的认识、 利用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经济哲学理论体系, 其核心要义包括但不限于: 人们在物质形态上交换商品, 在价值形态上交换劳动; 市场交换遵循价值规律, 选择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衡量商品的价值量, 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 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在于: 劳动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商品的价值衡量与价值交换是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 只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才能弥补价值规律的自发强制作用导致经济资源浪费的缺陷; 保持社会必要劳动的供求均衡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主要目标。

“精神生产”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出现的 “精神劳动” “生产劳动” 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待阐明。马克思、 恩格斯用 “精神” 范畴界定人的活动,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这种活动体现为与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生产。 精神劳动则指在分工出现后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具体的精神生产活动。 精神生产不能简单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生产劳动范畴。 精神生产体现了马克思、 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思考, 其中的 “生产” 指涉的是人的活动; 生产劳动则体现了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具体批判, 其中的 “生产” 指涉的是生产关系。 对精神生产及相关概念的考辨, 有助于开启对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批判研究并确定其研究对象。

通过对数据主权理论的梳理发现, 网络乌托邦主义下的数据主权虚无论是美国为追求数据霸权而推行数据自由流动的重要理论支撑;其他国家强调将传统主权理论向网络空间延伸则是对美国威胁的直接防御。当前, 国家之间的数据主权规则博弈主要围绕对数据控制权与管辖权竞争的“进攻” 与 “防守” 展开。 此局面正随着数据主权地缘政治竞争的日趋激烈而呈现交错形态, 增加了未来数据治理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 中国应坚守传统主权, 同时拓宽数据主权的合作维度, 深化其安全意蕴; 从被动防御向注重效率倾斜, 推动数据有序自由流动; 增强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 搭建数据流动 “朋友圈”; 统筹推进域内数据法治和涉外数据法治, 通过内外联动引领全球数据治理规则的发展。

我国司法实践多将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2条作为裁判依据, 判令数据爬虫主体因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承担停止不法侵害及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此种裁判模式在法律适用主体上存在局限性, 并且将原则条款作为裁判规范基础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当扩张。 《数据二十条》 中的持有权与传统民法上物之占有存在同质性, 均包括体素和心素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 可类推适用 《民法典》 物权编中的占有制度为爬虫行为中的数据提供保护。 在物之占有中隐含了公开的排他性要件, 在数据占有中需将其加以还原并在司法裁判中进行具体判断。 体素、 心素与公开的排他性这三个要件是建构爬虫行为合法性边界的基础, 有利于保障数据保护和数据流通之间的平衡。 占有保护请求权包括占有返还请求权和占有妨害请求权, 对数据的适用存在特殊性, 为数据权益保护提供了合理且周延的救济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价值向度和动态趋势,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党建引领是提振治理信心、 提升治理效能、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坚强保障。 从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来看,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理论参照又有实践经验。 在深入理解三重逻辑的同时, 要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遵循问题导向, 践行系统观念。 在此基础上,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坚持原则性与创造性相统一、 顺应乡村治理新要求, 坚持活力与秩序相统一、 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推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 以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 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布尔迪厄对康德趣味理论的批判, 使趣味由抽象普遍的论述转向社会具体意义的分析。 布尔迪厄以 “ (习性) (资本) +场=实践”这一理论公式揭示趣味的社会生产, 为历来备受偏见的大众趣味辩护。 基于布尔迪厄理论的分析, 民间美术这一大众趣味产物的实践是在习性、 资本、场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社会生产。 在此基础上挖掘民间美术激发主体内在审美趣味、 提升文化资本存量、 推动大众审美持续生产、 重建乡村公共性等乡村美育价值, 对乡村振兴及美育发展兼具意义。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与法治进步的背景下, 新闻与经营的关系协调正在转向结果规范, 即遵循新闻信息与营销信息可区分制度。 该制度促使新闻活动维护公共利益, 接续过程规范的功能; 适应智能时代媒介形态变迁, 弥补过程规范的不足。 在既有规范体系中, 可区分制度的具体规则是: 新闻信息与营销信息可识别, 避免公众将营销信息误解为新闻信息; 新闻信息与营销信息合比例, 以新闻信息为主要内容、 营销信息为次要内容。 但是, 既有规则或者未充分考量公共利益, 或者难以适用于智能时代。 在立法论视野下, 应扩展可区分制度调整主体的范围, 明确规定人工智能设计者与内容传播平台在合理限度内承担技术和管理义务, 并通过建立健全人格权与算法解释权制度激励公众参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