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在清初的历史语境下， “由实学兴教化” 的理学官僚治理 模式契合百废待兴的时代命题。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 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因此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 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为了谋求政治生存空间，理学官 僚遂贯彻技术性政策于地方治理中，并由此实现了向技术官僚的转型。这一 过程既缘于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也是理学官僚力行践履时的自我觉醒 与进化，体现了清代官僚政治因时、因势而变的特征。

文化产业作为新时代的朝阳产业，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双效统一”，就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引领，即用 “以人 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超越 “以资本为中心” 的发展逻辑，以满足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 “真实的需要” 为标准，自觉摒弃抑制性的 “虚假的需要”。 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只有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引领，才能有效避 免真理被遮蔽的陷阱、防止人的个性被抹杀、规避人被物化的悲剧、消除自 由被戕害的恶果。推进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应牢牢巩固意识形态主 阵地，积极参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作用，更加注重文化产业的社会效 应，自觉肩负起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城市服务业新业态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 会，但其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也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构成潜在挑战。本文以 骑手为例，研究从业者的就业稳定性与其市民化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基于 “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 数据，分析发现：在客观层面，相较于与平台签订 合同的骑手，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市民化的可能性更高，而收入和社 会保障对其市民化倾向无显著影响；在主观层面，预期失业风险越低的骑手 市民化的可能性越高。本研究结论表明，对于推动当前新职业群体市民化， 雇佣确定性比保障完善性更加重要，因而在优先推动雇佣正规化的同时提供 适度社会保障是新业态就业制度改革的现实路径。

职业是实现个人发展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新业态 下骑手职业群体的发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在案例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对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进行比较研究，并使用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稳定性对骑 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在职业收入与保 障、择业动机、职业流动情况、职业认同度、城市归属感等方面存在差异； 同时，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均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 究结果，本文就骑手的职业稳定性进行讨论。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一直为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密 切关注，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 共 １５年的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四个方 面的变迁进行分析。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结果发现， 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项措施，农民工在经济收 入、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 就业稳定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没有显著改善。在分离了生命周期效 应的世代效应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 其就业稳定性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未相应提升。“８０后” 新生代农民工尤 其重视各类社会保障，相比较而言，新世代农民工的 “高收入、高本地人认 同” 与 “低稳定就业、低保障水平” 之间的矛盾性值得关注。

人们肯定郭沫若诗歌的汉语新诗史价值，却往往忽视了其 在新诗文体上的贡献。郭沫若的文体实践既表现出强烈的破体冲动，又包含 着自觉的创体意识，在二者的互动中实践着 “五四” 时期对新诗形式的探 索。郭沫若的新诗探索始终紧扣时代，呈现辩证开放的文体观：“ 《女神》 时期” 是自由与自律的辩证，“左翼时期” 是自我与他我的辩证，“颂歌时 期” 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的诗歌文体探究与时代、 个体之间的扭结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郭沫若的新诗写作在过分迎合历史 的同时，也导致其对新诗文体本体的迷失。

城市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其诗集 《女神》 诞生 于城市文化的语境中，动态地呈现了中国新诗与 “现代” 接触后的嬗变过 程。在郭沫若的诗作中，１９２０年代的城市文化对其创作的意义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在经历了对城市文化的追逐、扬弃、反思后，郭沫若最终选择了重 拾理性，并以革命作为理性的呈现方式，从以感官为中心的都市中突围。通 过梳理 １９２０年代郭沫若诗歌里的城市书写，能够清晰地看到诗人对 “现代” 这一范畴的接受与反思，这背后是诗人在城市语境下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追 寻。在这一过程中，郭沫若开始反思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成为他接受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屈原言说建立在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 成果之基础上，也有一些文学性的想象和展开，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五四” 时期，郭沫若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言说屈原；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他彰 显屈原作为 “爱国诗人” 的一面，但对爱国的革命文学家和革命者之关系 则充满了疑惑；１９４２年后，他在屈原言说中突出 “人民性” 话语，但也不掩饰屈原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抒情风格，从而让他的屈原言说呈现出复杂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