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人脑智能的生产工具是生物性的个人大脑, 可自动生成生物性的个人智力。 由文字等符号构成的符号大脑和计算机机械大脑则是社会大脑, 其生成的是非生物性的社会智力。 符号大脑不能自动生成符号智能,机械大脑则可自动生成机器智能。 据此, 可将当今的人工智能工具定位为自动社会机械大脑。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能量自动化机器, 用自然科学知识这一社会性符号智能代替个人性人脑智能。 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机器,用自动生成的机器智能代替非自动性的符号智能, 这种机器智能依然是人的 社会性智能而不是非人类性智能。 以马克思生产工艺学为指导, 立足人类智能发展史和现代机器第二次自动化革命浪潮, 科学定位人工智能工具, 有助于对将人工智能代表的社会力量错误定位为非人类力量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反思, 推动人工智能科学发展和合理应用。

“引才用才需留才”, 分析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可以更好地针对他们的特殊性进行政策支持和跨国社区治理。 本文使用在华生活的外国人调查数据, 考察了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 并分析了这些影响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特征。 研究发现: 第一, 无论是族际交往意愿、 累积因果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 还是社会参与认知或社会 参与行为等因素, 都在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意愿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 广州、 杭州、 义乌的外籍高技术人才体现了族裔社区和单位组织的协同作用; 第三, 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主要通过自身人力资本和单位支持嵌入中国社会。 鉴此, 各城市应系统化建设涉外服务体系, 结合当地产业结构精准引进外籍高技术人才, 对其进行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 充分利用族裔社会资本和单位支持深化社会网络建设, 提高其社会参与的频率和质量, 提升其居留意愿。

畜禽养殖业是碳排放大户, 其中奶产业的 “贡献” 尤为显著, 故有必要对奶产业碳排放进行测算与分析。 本文以2005—2021年华北、东北、 西北优势奶产区为研究对象, 采用生命周期法测算其碳排放量, 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判断其碳排放趋势, 并在此基础上使用ARIMA模型对其未来碳排放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 在研究期内优势奶产区的奶产业碳排放总量波动较大, 碳排放主要源自种养活动和动物胃肠发酵等过程, 并且碳排放量的区域分布空间差异明显。 在碳排放趋势方面, 仅有内蒙古越过碳排放最高点, 其他地区的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 但华北、 东北大部分地区距离第二拐点较近, 碳排放量增速放缓, 从长远看将越过第二拐点呈下降趋势,西北地区距离第二拐点相对较远, 处于碳排放量的上升期。 未来, 华北、 东北地区的奶产业碳排放量总体呈下降态势, 西北地区的奶产业碳排放量则呈上升态势。

《合同编通则解释》 对预约合同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存在模糊性。 预约合同效力不是单一的, 构建二元效力路径更符合规范语义, 有助于实现预约合同制度目的与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判断预约合同的效力需要根据预约合同中订立本约合同的约束意思与内容完备性, 二者相互作用。 对不同类型预约合同的违约判断需要有所区别, 不宜笼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数额在本约合同信赖利益与履行利益之间浮动, 唯有在特定情形下方可参照本约合同履行利益赔偿损失。 继续履行与预约合同性质并不冲突, 不宜依 《合同编通则解释》 文义将之排除, 在特定情形下它仍有成为违约救济方式的可能。

“视为” 规范既具有立法技术品格, 也具有司法技术品格。在形式上, 以 “视为” 和 “推定” 这两个词分别识别拟制规范和推定规范。在理论上, 还发展出了概率识别方法、 构造识别方法和阶层识别方法。 但是, 各种识别方法都存在弱点, 不能作为 “视为” 规范的唯一识别标准。不存在固定的拟制规范一般结构, 不同类型的拟制规范对应的识别方法和适用方法也有差别。 借助民法解释方法可以识别 “视为” 规范中的注意规范,借助 “以非A为A” 结构可以识别单层拟制规范。 识别双层拟制规范, 不能局限于 “以非A为A” 结构, 要对具体的 “视为” 规范做实质解释。 对复杂且争议很大的 “视为” 规范, 要从实体和程序交叉的视角为其识别寻找出路, 发展 “视为” 规范的方法论。

维特根斯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一个蒙昧主义者, 此乃 “蒙昧主义之谜” 的核心问题。 这一问题围绕 《评弗雷泽的 〈金枝〉》 中的哲学人类学展开, 对深入理解维特根斯坦中后期思想而言不可或缺。 弗兰克·乔菲区分了限制蒙昧主义和方法蒙昧主义, 并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人类学有限制蒙昧主义的嫌疑。 彼得·哈克批评了乔菲的限制蒙昧主义指控,二者展开了一系列 “批评—回应—再批评”。 通过梳理攻辩双方的论证脉络, 本文重新回到维特根斯坦的原始文本, 并提出下述正面替代方案: 在当代语境下, 与其追随乔菲把维特根斯坦看作一个蒙昧主义者, 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寂静主义者; 对巫术或仪式的研究在实质上仍然是对人类行为方式的考察, 《哲学研究》 中的 “综观式表现” 对此同样适用, 它要求深刻反思人类学的科学主义进路; 哲学人类学的首要目标仍然是避免误解而非寻求解释,旨在获得理智上的安宁。

探讨周代的天命观, 首要的问题是探讨上天何以能够主宰人间事。 这涉及上天与 “下民” 的关系, 上天主宰人间事的合法性在于“下民” 系上天所降, 这种合法性又递延至作为上天 “元子” 的周天子。“明德” 是周人获取 “天命” 的依据, 从 “明心” 是 “明德” 之本的角度看, 周代的 “德” 论无疑包含主观修养的成分, 周人希望通过修习达到“德” 的客观面。 对周人而言, “天命” 与 “大命” 是不尽相同的: “天命”的发出者是上天; “大命” 的发出者除了上天, 还包括周天子, 故 “受命”既可能是受 “天命”, 也可能是受天子之命。 以上讨论有助于深化对周代天命观的认识。

通过对彭昌祚 《恐自逸轩琐录》 一书的考证和分析, 可知该书主体是完成并刊刻于咸丰初年的笔记体文言小说集。 与清代同类作品相比, 该书体量较大且质量较高, 至今尚未被系统整理和专门研究。 该书作者彭昌祚出身江西宁都望族, 曾续娶 “乾隆三大家” 之一南昌蒋士铨的孙女。书中所录内容包括奇趣鬼怪之事、 谳狱案件、 亲友诗话、 师友言行遗事、 各地诗词联语、 种竹栽花诸法和医药各方。 本文不仅考证了作者生平, 而且总结了该书的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作者虽有明显的据实记录见闻的意图, 但仍不免展现出故事和文献传播的复杂性; 二是书中反映的进步与落后兼具的思想特征与作者的身份及所处时代十分契合; 三是全书文字精准洗练且不失趣味, 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