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德法年鉴》 时期的马克思， 虽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 但确立了从副本向原本深化的批判道路， 探讨了意识形态生成转化的基本问题， 明确了用历史说明迷信的哲学原则， 揭示了颠倒世界决定颠倒世 界意识的生成逻辑， 揭穿了政治解放既没有也不力求消除实际宗教笃诚的支配实质， 阐释了理论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转化规律。 这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正式出场准备了核心问题与理论开端， 策动了通向 “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的哲学革命。

人们在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问题上有较为普遍的共识，但也存在抽象地谈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而不具体、 历史地谈论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实践相统一的问题。 这往往会造成科学的理论不被人们的实践所接受， 人们或者用错误实践观去抵制科学理论， 或者用僵化的教条理论操弄实践， 导致科学理论无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造成错误思想成为人们的信仰、 错误实践观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更需要在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前提下， 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问题， 做到正本清源、 厘清是非， 更好地找准我们进一步前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文将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这一文本置于其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之中， 发现 “社会学的想象力” 这一主张同时也是其通识教育思想的体现。 在通识教育研究的视野下，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对 “焦虑” 和 “不安” 的回应贯穿全书， 是米尔斯对社会学的直接期待； 其次， 理性与自由的承诺最终意味着 《社会学的想象力》 将社会学视为一种公共实践； 最后， 该书与韦伯 《科学作为天职》 这一演讲之间在结构和主张上都存在深入的关系， 堪称 《科学作为天职》 的美国版本。这三重面向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学的学科传统能带给普遍意义上之大学教育的宝贵思考资源。

基于几代社会学人的反思， 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不应归结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 社会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科， 以先秦荀子创立的群学为根基， 在中国发展延绵了两千多年。 我们可以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的群学视为中国古典社会学， 将传入之后的社会学视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 这一全新的中国社会学观念由景天魁及其主持撰写的 《中国社会学史》所确立。 与以往社会学史的写作不同， 景天魁版的 《中国社会学史》 从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和学术传统出发， 探索出命题式写作范式， 使群学成为中国社 会学一以贯之的宗旨。 这一社会学史观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 开辟了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本土化的新境界， 树立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为走出中国当下的社会学困境探索了出路， 为中西社会学对等交流和相互会通提供了基础。

区别于工业经济的用户参与创新模式， 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模式。 其形成机制在于： 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构成大数据资源的社会基础， 将工业经济时代供给与需求的联动关系 改变为数据驱动的适应性关系， 从而成为数字经济的一种创新模式，并形成第三种市场信息机制——“数据化之手”。 该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为： 一是人工智能的介入使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更普遍地存在， 数据和数字平台构成新型生产工具， 适应性创新产品或活性服务构成新型劳动对象， 二者结合形成数字经济的新型生产资料； 二是人与人工智能双劳动主体在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中构建起现实劳动与虚拟劳动相结合的混合智能劳动，使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呈现适应性创新特征，网格制与科层制的结合则成为数字经济的制度变迁基础。

互联网平台是数字经济条件下双边市场的主要载体。 低成本性、 高开放度、 高共享度和网络外部性等技术 － 经济特征决定了平台发展按两阶段规律演进， 这也是平台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根源。 在高速发展阶段， 平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提升效应， 包括需求侧精准匹配供需、提高交易效率、 扩大受益人群、 改善消费环境等， 以及供给侧提升运转效率、 增加劳动收入。 在平稳成熟阶段， 平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分配效应， 既存在优势平台索取剩余和福利的可能倾向， 也存在跨界平台、 新兴平台的潜在竞争带来的抑制作用。 在监管实践中， 高速发展阶段应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发挥平台的社会福利提升效应； 平稳成熟阶段则应遏制优势平台的过度索取行为， 支持平台业务多元发展和模式创新。

自２０ 世纪初以来，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除了少数学者， 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 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本文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 污名化经历了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 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和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三个阶段， 并从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三司度支判官是王安石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阶梯。 在任期间， 王安石着眼法度问题， 向宋仁宗提出革新意见， 试图扭转北宋王朝的颓势。 他既强调合乎先王本意的法度的建设， 也十分重视人才培育， 在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等方面提出过极有针对性的意见， 成为之后熙丰变法的先导。王安石关注政治忠诚问题， 在 《明妃曲》 中， 他倡导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相互的忠诚关系， 此种忠诚观念更有生命力。 王安石强调理财的重要性， 其宗旨一是理清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 合理调配财政资源； 二是扩展财政来源、 增加国家财富。 这就需要在生产、 分配和流通等一系列环节展开有序、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尽管我国 《刑法》 并未规定通奸罪， 但在一般观念中存在着与军人配偶通奸构成犯罪的认识， 这种认识起源于破坏军婚罪规范涵摄过程的暧昧不明。 既有讨论对此现象的忽略， 不利于刑法学理论基于本土素材向纵深发展。 破坏军婚罪的保护法益既非家庭关系也非伦理道德， 从制度沿革与规制目的出发， 本罪是保护国防利益的抽象危险犯。 遵循实质解释并不意味着本罪的构成要件类型包括“明知是军人配偶仍与之通奸”， 后者仅仅是构成要件涵摄过程中小前提的下位事实， 需同时结合其他在案事实共同判断行为人是否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在此基础上， 还应将单纯的 “通奸”、不符合因果关联以及不具备可谴责性的情形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最终从整体上描摹出本罪的基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