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代祀是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通行做法来约束其实践。 凡是与常制、 常法不相符的 “非常” 状态， 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嘉靖初年， 不满于自身政治遭际的史道， 通过诬劾杨慎在代祀途中的做法不合常制、 常法， 打击杨慎之父首辅杨廷和。 史道的说法违背时人常识， 本不足辩， 但杨廷和慎重其事， 努力辩白， 直指史道意在害其全家。 双方的指控与辩驳展现了明代中晚期政坛斗争的一种共识， 即与常行之规相悖的 “非常” 状态会给对手带来比事实本身更大的杀伤力。 即便这种 “非常” 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 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当事人也必须有所回应。 循此， 研究的视角也当从关注史事之 “实” 拓展到事件生成的政治过程， 在人事关系及其变化中捕捉当事人的认知重点与事件的矛盾焦点。

康德的自由观建立在其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 康德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 而不是现实的自由。 康德悬置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 而没有解决这个矛盾。 阿多诺通过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阐述了自己的否定性的自由观。 阿多诺批判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态度， 同时指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社会起源， 并认为践行康德自由的主体乃是理性主体， 自由中包含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 从而使自由陷入困境。 阿多诺针对肯定自由概念的疑难， 提出了一种 “否定性” 的自由概念， 提出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 但是， 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 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 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 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在人们改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

阿多诺在 《否定辩证法》 中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实际上并不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内在批判， 而是建立在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要素还原为观念论原则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 这种误读并不表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应被弃之不顾， 因为它指涉着海德格尔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 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不加扭曲地表达世界自身？ 应该如何理解人与世界的源初关联才能使这种语言成为可能？ 进一步探讨海德格尔思想， 可以发现： 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式的语言通过把握经验发生的开端，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存在与时间》 通过把此在理解为一种虚无的处所， 让世界在这种处所中展示自身， 从而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企业参与贸易信用能够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特别是以供应链整体运行优化为基础的贸易信用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 但供应链企业参与贸易信用的规模和结构差异将对企业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Ａ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 从规模和结构的角度分析供应链企业参与贸易信用的行为， 量化研究贸易信用对供应链企业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 贸易信用的规模和结构差异对供应链企业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 据此提出关于供应链企业合理开展贸易信用、 更好发挥供应链金融保链强链功能的建议。

为追求可持续发展， 兼顾市场回报与公共利益的混合组织越来越多， 但这类组织衰退率较高， 何以如此？ 现有文献对混合组织的分化与再组织化问题关注不足。 基于两个合作社的比较， 本文梳理了混合组织衰退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研究表明： 目标多元更易诱发价值分化， 导致组织衰退。 政治统合与政策吸纳均是有效的应对策略。 政治统合指的是广泛深入的党组织网络能在纵向上为组织提供压力， 抑制分离倾向， 也能在横向上桥接资源， 为内部团结提供组织外激励， 实现自身的再组织化。 政策吸纳指的是， 混合组织借助关联政策的影响力将组织的主导价值制度化为政策规范，改善制度环境， 促进组织成长。 两个合作社的案例表明， 适当的价值整合有助于混合组织走出衰退困境。

1954年的 《日内瓦协议》 给老挝留下对内政治解决巴特寮问题、 实现和平统一， 对外走中立主义道路两大历史难题。 美国奉行冷战意识形态， 执意把老挝打造成 “遏制共产主义” 的堡垒， 阻挠 《日内瓦协议》的实施； 中国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 《日内瓦协议》 的实施。 条路线在老挝展开竞争， 致使东亚冷战的中心向老挝转移。 在此背景下， 梭发那·富马亲王在保住美国援助的同时， 通过与中苏接近、 走中立主义道路， 取得因应内外压力的筹码， 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此后， 富马偏离中立主义道路， 导致他在１９５８年被美国和老挝右派联合推翻。 但美国并未达成预期目标， 反而深陷老挝内战泥潭， 实力和信誉受损。 由此可见， 中小国家的政坛精英并非被动因应冷战格局， 而是积极利用阵营对抗实现内外诉求， 这对理解当今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不无裨益。

假冒注册商标罪当前正处于 “立法节制、 司法扩张” 的二元格局之中， 假冒服务商标入罪化未能对本罪的整体性结构形成冲击。 基于解释论的立场， 本罪的保护法益应紧扣注册商标的功能。 商标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刑法保护必须指向实际存在的商标功能。 假冒服务商标入罪化后， 司法者在判断是否构成商标 “使用” 时， 应实质性地判断案件中服务商标的使用是否会造成商标功能的紊乱。 对于商标 “使用” 的具体界定，可借鉴未针对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采取落差保护的德国立法例。 未来的修法宜放弃零星的、 不成体系的行为多元化模式而改采有层次的功能类型化模式， 并针对不同的商标功能设计个别化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类型， 从而完善对商标功能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