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我国刑事司法实务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基本予以认可， 但 存在适用范围过广的不足。 我国刑法学对共同正犯的支配性问题未做细致讨 论， 缺乏判断正犯性的具体标准。 正犯的实质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 对于犯 罪支配概念应当在规范的意义上理解， 它在直接正犯、 共同正犯和间接正犯 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共谋共同正犯概念， 需要充分关注 此类正犯的特色不在于对构成要件行为的支配， 而在于通过支配犯罪的因果 流程造成法益侵害， 共谋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实质贡献由此应被评价为与实行 具有等价值性。 如此展开共谋共同正犯论既能够为加强相关案件的裁判说理 提供支撑， 也有助于准确区分主、 从犯以实现量刑精确化， 同时消除刑法学 说和实务之间的对立， 将法官裁判时的选择、 决断， 以及适用刑法的积极姿 态等纳入刑法解释的关注视野。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系伊·温科夫斯基 奉沙皇彼得一世之命出使准噶尔部后完成的出使报告， 此书记载了策妄阿喇 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部的统治者形象、 社会制度、 生计物产、 商业贸易、 生 活习俗和信仰传说等丰富内容， 但以往对此书之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 军事 方面。 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此书在民族志视域下呈现出准噶尔 部与外界通商贸易频繁、 物产种类丰富、 社会组织完善、 宗教信仰多元等特 征———当地居民既保留了传统蒙古民族的文化， 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活形 态； 统治者策妄阿喇布坦不仅精于内政治理， 而且了解外部局势变化， 但也 因过度剥削平民造成阶层分化加剧， 为其政权覆亡埋下了伏笔。 通过此书认 识 １８ 世纪初准噶尔社会与文化之整体面貌， 对我们理解中国这一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国际法是国际 法律话语， 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这意味着， 在国际法语境下， 增 强国际话语权归根结底是要运用国际法扩大国家的影响力。 在当下的国际竞 争中， 可以从国际法实践和国际法学研究这两条路径具体阐述如何增强我国 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法实践方面， 应在兼顾传统国际法议题的同时， 重点关注 新兴国际治理模式， 扩展运用国际法的渠道。 在国际法学研究方面， 应当打破 传统国际法学科内部的领域划分， 以具体国际法律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 为增 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和保障。

唐代人杜环根据自己在中亚、 西亚、 北非等地区的游历见闻撰成 《经行记》。 该书虽已散佚，但其现存部分实为以唐代西域及中亚地 区多民族社会与多元文化为主的民族志文献。 前人关于 《经行记》 的研究 多集中在名物、 史地、 行程线路等方面， 对书中民族志材料及作者的文化认 知关注较少。 《经行记》 不仅呈现出作者杜环在汉文化背景下对域外族群与 宗教文化的整体性认识， 而且反映了中亚、 西亚、 北非等地区的人们生活与习俗的多元化特征。 《经行记》 的民族志内容由整体认知观念与地方性知识构成， 它们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中古时期汉文化关于域外社会的知识体系及其文化认同意识。

《庄子》 的 “天籁” 是指超越了现实束缚的、 绝对自由的 理想艺术， 它既可用 “大音希声” 的方式独立自存， 又可作为 “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 与现实中的艺术作品共存。 “天籁” 代表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 超现实维度， 它与 ２０ 世纪西方超现实主义有着相似的审美诉求， 两者在打 破时空幻象、 追求绝对自由和 “超越的真实” 等诸多方面存在相通之处。 因此， 借助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反观庄子哲学， 有助于 “天籁” 思想的当 代诠释和理论建构， 进而为我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 汉 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 《春秋》 《公羊传》 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 魏晋 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 《庄子》 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 他们的解释皆 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 是 “六经注我” 的典范。 董仲舒认为 《春秋》 有 “微 言大义”， 郭象认为 《庄子》 “寄言出意”， 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 微言大 义、 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 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 而与常言常 义相分。 微言、 寄言， 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 真假、 实虚、 有无难辨； 大义、 出意， 即孔子、 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 微言与大义、 寄言与出 意存有重大的间距。 在解释方法上， 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 由地发挥孔子、 庄子之意； 在解释效果上， 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 与其所阐释的孔子、 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 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熊彼特把 “经济社会学” 定义为经济学体系的内在学科， 这是他在 ２０ 世纪上半期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的逻辑结论。 １９４９ 年， 熊彼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 一方面基于帕累托的 “政治社会学” 的 方法， 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分析 “技术” 和 “工具” 的影响； 另一方面基于对 《共产党宣言》 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运 用的理解， 对 “经济社会学” 的意蕴做出探索。 熊彼特对 “经济社会学” 的理解瑕瑜互见， 在做出积极探索的同时， 也显露了他对其中的社会性、 历史性和阶级性本质把握的缺失， 出现了探索中的 “悖论”。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 我国城镇化形成了跨越式发展、 市场和政府双驱动、 城市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急剧扩展、 推动经济转型和消费、 巨大流动人口等一系列重要特征。 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些转折性变化标志着我 国城镇化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城镇化也面临发展动力深刻变化、 城乡之 间巨大的发展差距、 人口结构深刻变化、 各种新老 “城市病” 难题、 新冠 疫情常态化影响等严峻挑战。 本文强调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要高度关 注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