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接续伊川“性即理”的思想，朱子主张人的善性来自天理的禀赋，这个天理不能是虚的，只能是实的，是一个形上实体。朱子这一思想保障了儒家学理的形上性，也造成了理气先后、天理固化等问题，对儒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这种看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强调善性的根据是良心，良心源于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并非来自上天的赋予; 历史上儒家以天或天理作为善性的来源，当从“借天为说”和“认其为真”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将天理视为形上实体。破除天理的实体化是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使命，这项工作做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儒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西周初年实施的大分封不仅具有政治军事意义，客观上对宗周礼乐文明的传播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封诸侯国特别是其中的姬姓诸侯国成为向新征服地区传输宗周礼制的桥头堡，大量带有周式风格的礼仪制度，以及周人奉行的以族类意识和宗法观念为核心的族本主义价值观，依靠新封诸侯的强势政治背景，以最为便捷的方式嵌入原来被夏商礼制覆盖的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周礼融汇夏商旧礼的历史进程。大分封在宗周和受封诸国之间建立起远较前代通畅的思想文化输送管道，将周公等人确立的道德准则和政治方针传向四面八方，这对促进华夏各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礼教文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未成年人学习权作为权利基础，《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其所有内容统合为一个目的同一、意义关联的有机规范体系。未成年人生而固有学习权，其学习权在家庭中的实现既需要父母履行私法意义上实施家庭教育的义务，也需要国家履行公法意义上保障和促进家庭教育的义务。由此生成了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家庭教育实施法律关系、国家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家庭教育保障法律关系以及国家与未成年人的父母之间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律关系。此三类法律关系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体系化地展开为“家庭责任”章和“国家支持”章的内容，并延伸出“社会协同”章的内容。

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往往将革命与传统的各自表征展现在同一个时空场景中。二者之间的强烈冲突展现了社会结构中最具有戏剧化的部分。本文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两个片段，强调在国家权力与“家”的文化生态共同塑造的“新场域”中理解农民的主体性行动实践。本文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塑造了更具有“家国”意识的新农民，使农民对家庭结构的策略性调整表现出“传统与革命”的新特征。这样的特征既是传统家庭本位继替的结果，也同样重新建构了农民对“新国家”的认识。

美国涉港立法及其制裁不仅不具有正当性，而且在美国宪法上存在合宪性问题。从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到2020年“香港自治法”，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加剧、制裁渐强。根据美国宪法和国内法，受制裁主体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寻求救济: 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 根据《行政程序法》提起司法审查; 根据美国宪法提起宪法审查。尽管这些救济手段实际效果有限，但由于美国涉港立法有关条款可能侵犯其总统外交权，涉港制裁可能违反其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相应受制裁主体仍可在美国对涉港立法和制裁的合宪性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意味着对美国涉港立法和制裁合法性的承认。

一部宪法在三个法域中实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问题，因此对宪法司法性实施图景的描绘不应缺乏对港澳相关实践的探索。通过对有关判决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港澳法院也存在实施宪法的需要，但目前港澳法院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宪法实施方式、与国家权力机关互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面对港澳复合式宪制结构带来的困境，需要厘清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只有案件涉及中央事权或央地关系要素，才存在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必要。此外，合宪性解释是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最优方式，具体路径可按识别解释对象类型、建立解释对象与解释依据之间的关系和选择解释规则三步展开。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研究热点的演进、总结该研究的关键范畴并分析其未来趋势，对于共同富裕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改革开放以来以“共同富裕”为研究主题的5525篇论文进行分析，绘制出可视化知识图谱，聚焦研究热点与关键范畴，根据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梳理共同富裕研究的总体脉络，揭示共同富裕研究的现状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涵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等五大类关键范畴，分布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三个层次，数字经 济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中国共同富裕的新实践 与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共同富裕可能是该领域未来 的研究热点。

促进社会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本研究以青年外卖骑手为例，分析现实社会流动和社会流动感知如何在环境和心态层面有助于迈向共同富裕。文章通过对“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中6196份青年外卖骑手数据的分析发现，青年外卖骑手经历了代际间的教育流动和代内的职业流动与地域流动，并且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为其带来收入增加的机会。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感知会增强青年外卖骑手对职业发展的信心、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积极的社会地位认同。因此，从多方面促进社会流动，为青年人营造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两方面促进共 同富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