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近年来, 北美 “新清史” 学派扭曲中国的一条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拉铁摩尔的思路, 将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歪曲误读为一个保留了旧式帝国政权结构的国度, 因而认为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表面上鼓吹的带有虚伪性的 “ 民族自决” 思想格格不入; 与之类似的政治构陷手段也见于像卜正民这样的学者的著述中。 而那种借助拉铁摩尔来为 “ 新清史” 进行辩护的论说恰恰没有注意到前者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性, 即始终不曾承认中国从历史到当下一直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情况不佳的原因有很多, 但最被大家忽略的原因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过度依赖政府, 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可能脱离市场。 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定目标、 定规模、 定方案, 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见效, 但由于忽略了市场机制的建立, 难以产生持续性的效果。 只有充分利用市场的各项功能, 通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构之间的竞争和涉外法治人才之间的竞争, 让那些从竞争中胜出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才会有更多的优秀涉外法治人才脱颖而出。

逐步迈入现代化强国阵营的中国, 必须摆脱 “国际法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进而致力于建构 “ 发展中国家国际法” 。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认可法律、 倡导法律、 遵守法律的内容, 不过与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所以要在历史视野中明确判断法治中国的意义, 在世界视野中确立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 在知识视野中构建自主国际法理论与知识的核心地位。 塑造 “ 发展中国家国际法” , 需要将既有经验与现实工作密切联结, 明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 联合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 凝聚国际法共识, 并在适当的国际平台代表发展中国家阐述国际法立场。 “发展中国家国际法” 的基本思想需要借鉴 “第三世界国际法路径” 既有的妥当方法和深刻洞见, 同时有所拓展和更新, 从更具建设性的维度推进国际法的迭代升级。

本文构建了信贷分配模型, 从理论上探究货币政策对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 并使用 2013—2021 年的货币政策数据和 A 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传统货币政策会加剧金融资源错配, 而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不足, 缓解金融资源错配。 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引导资金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 从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 从大型企业流向中小型企业, 进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而且, 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在金融资源错配程度越高时缓解效应越强, 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则相反。中央银行应谨慎使用传统货币政策, 避免加剧金融资源错配, 并根据金融资源错配程度的不同, 相机使用不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七年战争” 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惨烈的欧洲战局都在呼唤强人政治的登台亮相, 恰逢此时 《 尼伯龙人之歌》 重见天日。这部史诗演绎的虽是中古神话, 召唤的却是英雄化的当代君主和对神圣共同体的重新认同。 聚集在苏黎世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史诗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史诗里的爱国 - 复仇主题带入 18 世纪中叶的战争语境, 并期待一部专属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问世, 这样的集体阐释倾向无疑与德意志早期爱国主义话语以及原初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 本文从时代背景角度考察 《尼伯龙人之歌》 早期接受史背后的政治意图, 并深入解析君主英雄化的最终指向。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 1930 年代集中出现了诸多中国叙事, 折射出有关中国出路、 民族复兴的不同思考路径。 其中, 在所谓 “一九三六年危机” 时刻, 受到苏联 《世界的一日》 启发而编辑的 《中国的一日》, 以左翼视野下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经验, 有力地回应了其他政治与文化力量规划的中国阐释。 茅盾等人以 “一日史” 方式书写充满危机的“当下”, 通过将 “极平常的一日” 同步为 “革命的一日”, 打破了同质的、 空洞的线性历史观, 为 “中国的一日” 创造了必要的叙事时间和空间, 并将左翼革命进一步渗透进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 通过 《中国的一日》, 左翼文化人不仅在危机时刻捕捉到新的历史动力, 继而打造出有关中国叙事的有效方式, 而且为实现国族建构和现实认同进行了一次广泛性的政治实践。

宅基地改革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系到保障农户基本居住条件的社会公正, 深化改革需要审慎稳妥。 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有多样化的路径, 分散在宅基地初始取得、 利用及转让退出环节。产权经济学从强化宅基地财产属性出发着力构建宅基地市场体系, 宅基地初始取得的市场化是宅基地初始取得的有偿使用的独特类型, 仅在少数地区得到持续探索。 本文基于对我国东部地区一个发达工业镇的村庄调研, 发现在宅基地财产属性凸显的背景下, 宅基地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 促进乡村建设, 实现宅基地作为集体土地资源的价值, 但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形成社会排斥问题, 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损害普通农民的民生保障。 宅基地 “三权分置” 改革探索分置宅基地的 “资格权” 和 “ 使用权” ,但是在地方实践中, “ 资格权” 并不能解决宅基地的财产性和保障性的矛盾, 需要深入辨析。 建议在坚持宅基地福利性配置原则的前提下, 审视宅基地改革和农民利益及乡村建设的制度关联。

20 世纪 50 年代末, 为了应对严重的空气污染, 洛杉矶的一批中上层家庭妇女成立了驱除烟雾组织。 该组织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为治理南加州的烟雾问题做了大量工作, 是当时最为活跃的民间环保组织和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环保组织。 该组织通过在行政和立法机关展开大量游说活动, 并积极向公众宣传, 对许多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产生了影响。 尽管她们发起的 “共享出行日” 活动遭遇失败, 但仍具有独特的价值。 驱除烟雾组织不仅为南加州的空气污染治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是当时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相结合的突出代表, 展示了民间团体和女性群体在环保改革事业中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