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清代条例“专指刑事法规”说作为通行观点，长期在学界流传。然而，现存的众多以“条例”命名的单行法规和条例汇编文献表明，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各类条例并存，刑例只是其中之一。清代人历来都是从“分条订立的规则”“以例补法”的意义上看待、纂修、行用条例的，以现代部门法概念界定条例的性质失之偏颇。清代条例的编纂经历了应急立法、定期修例、晚清变革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条例作为国家大法和基本法律的实施细则，具有立法适时、针对性强等优点，是纂修各部院署则例、《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的基础文书，对完善清代法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当前数字时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需要协调好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妥善划定刑法规制著作权犯罪的边界。因应数字网络科技发展引发的著作权保护危机，《刑法》及时补充了对著作权侵犯行为的规制。在规范层面，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犯罪对象、营利目的、归责模式类型等基本问题需要将争议解疑释明。为克服刑事保护的困境，未来可以考虑将著作权犯罪优化调整为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适时顺势拓展犯罪圈的合理边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厘清行为主体的责任分配，阐明主观要素、情节严重等入罪标准和内涵。要配套构建数字作品预出版登记的行刑衔接前置制度，采取切实妥当的法律措施以实现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行政处罚精准有力，打击刑事犯罪及时到位，达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保护、助益优化营商环境的中央政策要求。

在推动数据交易流通过程中，法律应保护法定在先的权利或利益。要客观分析我国数据交易流通中商业秘密保护规则的现状和不足，洞悉世界范围内数据立法的新发展，明确欧盟《数据法案》旨在探索数据交易流通领域商业秘密保护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以三条主要路径协调商业秘密保护与数据资源利用的关系。我国应提炼欧盟在数据交易流通中商业秘密保护规则蕴含的底层逻辑，优化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应确立数据保护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双向调适原则，逐步形成专门的商业秘密法，发展数据交易流通中商业秘密保护之中国模式，构建明确且适当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则。

文章一方面对中国新闻史上“事实核查”概念的生成过程进行回溯，另一方面对“事实核查”从美国政治新闻界向全球扩散的进程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事实核查”的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分析思路。具体而言，文章将在近现代中国新闻实践中出现过的与“事实核查”有关的说法，置于大公报馆1902—1949年的办刊史中加以理解，分阶段提炼出后置新闻真实、前置新闻真实、辟谣战争和辟谣论政等关键特征，进而揭示“事实核查”理念与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脉络。研究显示，尽管大公报馆在办刊实践中形成了多种与“事实核查”有关的说法，但并未形成一个足以彰显中国新闻实践本土特征的统摄性概念。运用“事实核查”概念绝不是以西方概念硬套中国实践，而是为理解中国近现代相关新闻实践找到能指，既避免陷入新造、生造概念的泥潭，又推动中国实践融入全球性规范的建构进程。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少年得志，出将入相，因其《意大利史》一书而长期在史学界享有盛誉，被尊为一代宗师。在 19 世纪下半叶，圭恰迪尼的未刊著作陆续结集出版，其中的诸多内容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他因此成为众矢之的，饱受批判，“圭恰迪尼类人”这一概念在此期间生成并流行。学界对何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已有较多研究，而对“圭恰迪尼类人”一词则还相当陌生。基于此，文章结合历史与思想语境，对“圭恰迪尼类人”这一概念的生成、内涵以及历史流变等面相进行大致勾勒，旨在厘清其中的真实和误解成分，力求给予历史人物公允而客观的评判。

赋税和货币思想是顾炎武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赋税问题上，顾炎武指出，在白银货币化背景下，明代赋税制度弊端丛生，主要表现为农民赋税太重和赋税不均。农民之所以赋税沉重，在江南地区主要与土地占有情况、经营方式和明廷政策有关，而在北方地区则主要与赋役征银有关；赋税不均的主要致因是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在货币问题上，顾炎武纵论赋税征银之害，不仅提出将赋税征银改为征本色（实物），而且主张行钱法而不行钞法。顾炎武的赋税和货币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明末清初士人的共识，也最能体现其征实去伪的治学风格。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强调，法律阐释学在其构建的阐释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典范意义。与之相反，贝蒂认为伽达默尔的观点破坏了阐释的客观性，丧失了阐释的标准，法律阐释学就是一种特殊的部门阐释学。文章提出，伽达默尔的法律阐释学思想虽然对法律阐释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未能准确把握法律阐释学与其他部门阐释学之间的具体差异，不能有效地分析在法律阐释实践中体现的理解的公共性、法律文本和立法者意图的根本性、阐释的有限性等重要问题。对伽达默尔与贝蒂关于阐释学的争论开展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法律阐释学和法律阐释实践的认识，深化学术界对阐释学理论的总体理解。

近代中国对觉醒之路的探寻始于清末，企盼成为“醒狮”以震撼世界，有关觉醒的各种思想如繁星般璀璨。一般认为，觉醒概念源于曾纪泽、梁启超从西方话语体系中汲取的灵感。深入探究“睡”“醒”“狮”的渊源，可以发现其深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在西学热潮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赋予“睡”与“醒”新的时代内涵，不仅契合了社会变革的需求，而且使传统文化更富生机。中西方对“醒狮”概念的不同取舍，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既扎根于传统文化，又渴望与世界接轨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