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着 “哲学之思”。在这一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 “本体论”, 这就是 “人-自然共生本体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自然共生本体论既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理解成“物质本体论” “自在自然本体论” 的传统解释路向的突破, 又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理解成 “实践本体论” “人化自然本体论” 的传统解释路向的超越。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既不是生态中心主义道路, 也不是简单地接受人类中心主义的道路, 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 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建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自然共生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本, 彰显与以资为本的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批判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源, 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图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根, 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之魂,提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本、 源、 根、 魂, 四者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源、 根、 魂,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基层处于突发事件应对的第一线, 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石。 在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 基层应急管理进入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调整变化的体制性重塑新时期, 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文构建了一个 “理念—体制—机制” 分析框架, 从理念更新、 体制调整、 机制优化三个维度分析在机构改革后我国基层应急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未来优化路径。 基于该分析框架, 本文选取A县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 研究发现, 在机构改革后我国基层应急管理存在理念上 “破旧立新”滞后、 体制上“小马拉大车” 超负荷运行、 机制上综合协调 “有名无实”等突出的现实难题, 需要从组织文化建设、 机构职责配置、 协调机制建设等方面探寻基层应急管理的优化路径。

随着风险因素的日益复杂, 社区作为社会的 “神经末端”面临较大挑战。 社区党组织书记作为基层治理中的 “关键少数”, 其应急领导力在维护社区稳定、 应对风险中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社区党组织书记应急领导力的理论模型, 将社区党组织书记应急领导力的测度 分为三大类共七个维度: 一是包括风险管控力、 应急处突力、 反思成长力在内的三大核心能力; 二是包括理想信念力、 责任担当力在内的两大基础能力;三是包括凝心聚力力、 创新变革力在内的两大通用能力。 社区党组织书记应急领导力要求社区党组织书记在应急情境下能够迅速进行风险研判和预警、 及时响应处理突发事件, 系统体现了社区党组织书记在应急管理方面的胜任力。

既有托育服务研究的实证材料多取自服务终端, 从市场供需、 服务满意度或政策落地等视角进行对策建议分析, 缺乏从服务供给的溯源与动力视角展开的研究。 应加强托育服务供给视角的研究, 让政策制定者(政府) 与服务提供者 (托育机构) 发声, 发现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予以解决。 针对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及普遍性问题, 本文以G省为案例, 通过与政府管理部门展开座谈, 并对托育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 发现该省的托育服务供给在托位数量、 政策支持、 从业人员队伍建设方面存在发展瓶颈。 在借鉴国外相关政策与服务经验的基础上, G省乃至全国各地应以多元供给的理念增加服务供给、 强化政策供给、 促进人力资源供给, 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多长制既是女真重要的部落权力分配法则, 也是军事民主制的重要内容。 它以两长制为主要形式, 历经数百年广泛实施, 行久成俗。努尔哈赤在起兵后, 遵从族俗建立两长制。 随着部落发展, 两长制的分权弊端和分离意识日益凸显。 努尔哈赤虽囚禁其弟, 废止两长制, 但传统习惯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此后, 努尔哈赤试图对两长制加以改造, 先后尝试建立两子、 嗣汗与三大贝勒、 嗣汗与七王之多长制, 以期维持旧俗。 在努尔哈赤去世后, 形成皇太极与三大贝勒联合统治之制, 多长制得以重建。 天聪年间,皇太极打击三大贝勒, 多长制再被废止。 俟皇太极去世, 多尔衮欲恢复两长制 “家法”。 然而, 在汉人君权观影响下, 重建多长制的根基已然不存, 注定归于失败。 在多尔衮死后, 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 努尔哈赤子侄辈的相继谢世, 多长制遗俗彻底消亡, 君主专制真正来临, 其显著标志是, 在顺治八年以后, 满文档案中指代福临的 “han” 逐渐被 “hūwangdi” 取代。

随着诉讼文明与物证技术的不断进步, 间接证据在司法证明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而准确把握间接证据的证明标准是运用间接证据的核心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140条对间接证据证明标准做出规定, 在对该条文规范检视的基础上, 本文通过对比15 组共30件主要依靠间接证据做出的类案不同判案件发现, 当下间接证据证明标准依然采用客观主义进路压制自由心证, 导致审判实践对间接证据证明标准的偏移和逃离。 未来应剥离 “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结论具有唯一性” 等规定, 设立 “证据推理链条完整性” 标准并将印证功能局限于验证之上, 以激活审判人员的认知活力与能动性。 此外, 还需明确经验适用规则, 发挥其对自由心证的约束作用, 保障依据间接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正当性与结论准确性。

随着网络因素的介入,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样态更加复杂多样, 间接形式的损害结果持续扩大, 呈现与传统犯罪明显的差别。有必要以网络因素为核心, 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逻辑, 进行犯罪防治: 借助网络工具加强对未成年人在网络素养、 性健康和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网络教育; 针对网络平台在不同的交互场景下设置不同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 坚持在立法和司法上从严打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实现对该类犯罪的系统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