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 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教育贷款体系既是家庭承担教育成本的辅助手段, 也是国家补贴教育支出的重要途径。 本文探讨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教育贷款的作用和制约因素。 教育贷款作为缓冲器, 有保障教育公平、 分担教育成本和配置教育资源等多重作用, 可使成本分担机制更有弹性、 更具可持续性。 其作用主要通过可及性和接受度实现: 前者体现于贷款规模的扩张, 保障机会公平;后者体现于贷款结构的完善, 推动过程公平。 实证研究发现: 学费提高会引致家庭教育贷款行为增加, 但幅度有限且非连续稳定; 充裕的教育财政投入会抑制教育贷款行为增加; 收入水平中等偏下、 收入来源较多元家庭的教育贷款行为受学费提高影响更显著。 结果表明, 我国教育贷款的可及性和接受度均有提升空间。 本文围绕学费差异化调整、 教育财政投入优化和教育贷款改革做了政策探讨。

本文研究东北地区人口收缩的经济原因, 提出其人口收缩是经济下行、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净流出三个过程相互叠加和放大的结果, 并探讨了三者的关联。 本文构建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互动影响机制, 采用队列要素法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结构进行分析, 发现人口净流出对人口数量变化的直接影响持续减弱, 而人口净流出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在人口收缩趋势形成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通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发现, 相较我国其他区域, 东北地区的人口转变开始更早, 生育率下降更快,这为东北地区人口率先减少埋下伏笔;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迟缓, 就业机会匮乏, 导致人口加速外流, 并加速了人口转变, 最终导致在经济下行与人口减少之间出现正向反馈, 使东北地区的人口收缩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刑法学只有实现从哲学观察视角向社会学观察视角的转型, 才能把握世纪更替以来刑法思潮的发展。 社会学系统论为刑法学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 本文在介绍社会学系统论和以之为基础的机能主义刑法学体系的基础上, 详细研讨了当代刑法学经历的范式转换、 刑法学的社会学基础、 社会学理论对刑法学若干疑难问题的启发、 风险刑法、 社会学对刑法学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等重要议题, 以期唤起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知识转型问题的重视, 实现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目标追求。

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过程中, 各城市推行的制度方案各不相同, 如何整合这些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本文从央地关系视角出发, 探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探索以及今后的发展路径。 研究表明,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 从前试点阶段到试点阶段呈现从 “自下而上” 到 “自上而下” 的模式转变,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动态互动仍将影响未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探索。 因此,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及推行过程中, 既要发挥中央政府统筹全局的作用, 又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鼓励政策创新。

美洲作物玉米传入中国虽仅有500余年, 但发轫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玉米史研究已有上百年历史, 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在农业史与作物史研究中都足称显学。 总体而言, 除了贯穿始终的中国玉米史宏观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玉米史研究主要聚焦玉米的起源、 入华时间、 入华路径三大基本问题, 21世纪的中国玉米史研究则侧重玉米在不同省份的引种与推广、 玉米与人口及环境的关系等微观研究。 然而, 随着研究思路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即使是同样的命题, 在不同时空下讨论, 也会得出差异化的结论。 范式雷同、 刻板印象、 陈陈相因是中国玉米史研究亟待突破的局限。

西番莲是一种主要产自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藤蔓类植物, 在早期以图像形式传入欧洲时, 其花朵形象被逐渐设计成耶稣受难的象征。 然而, 随着西番莲植株被引入欧洲, 这种神学形象受到了植物学家的批判, 对西番莲的研究也开始步入科学轨道。 在中国, 西番莲的名称先是被用于指称一种传自伊斯兰世界的装饰纹样, 后又被用于代表某些真实存在的植物。 清乾隆时期, 被引入清宫的西番莲频繁出现在宫廷绘画中。 乾隆帝通过文字与图像对西番莲进行了记录和描绘, 并为其花朵形态赋予佛教的象征性寓意。 清宫画家则对西番莲进行了各种新的诠释, 为之注入中国式的文化意蕴。

虽然从确保刑罚理论与量刑实践的一贯性出发, 不宜在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之外承认独立的宣告刑情节, 但是基于我国法定刑区间排列方式特殊、 量刑整体偏重以及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控辩双方对立性较强等本土法律实践, 在尽可能地将影响量刑的因素纳入刑罚正当根据理论范畴的前提下, 可以暂且出于务实考虑承认有助于推进刑罚轻缓化且无碍于行为规范效力恢复的宣告刑情节。 “民意” “民间矛盾” 不宜作为独立的宣告刑情节, “给被告人带来不利益的程序违法” “他人代为赔偿、 取得被害方谅解以及亲友强制行为人投案” 等有必要补偿被告人或在事实上起到平复矛盾、 促进司法程序作用的事实, 可以在我国成为类型化的宣告刑情节。

人工智能文学是人与人工智能交互共创的新型文学形态。面对富有竞争力的智能主体, 对 “何谓文学性” “何谓创造力” 等问题的焦虑与探究, 体现了人类在文学维度上对自身主体性的反思。 在与智能主体的竞争与合作中, 人类的行动策略已从 “抵抗非我的他者” 逐步转向 “抵抗自我的消亡”, 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 而且在实质上推动了主体性的重构与重建。 从主体间性的理论视角看, 人工智能文学可被称为 “我们的文学”, 它重构了 “自动化” 与 “陌生化” 之间的关系, 为传统文学性提供了新的感知方式。 在公共性的审美活动中, 人工智能文学运用个体经验对集体知识进行创造性改写, 促进了对不同主体共同景况的有效表达, 为应对主体性问题提供了文学维度的解决方案。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