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利用AI换脸制作淫秽物品、 冒用他人身份、 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不仅对社会法益造成侵害, 更直接危及个人法益。 现有解释论没有重视此类行为对个人法益的严重侵害, 而是偏爱以保护社会法益的罪名处罚, 甚至不惜进行类推解释, 但仍然难以实现对AI换脸行为的全面规制。由于处罚不均衡而产生的立法论忽略了犯罪竞合对数罪并罚的限制, 使立法目的不能实现, 而通过法益和罪数的充分评价实现数罪并罚后立法论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犯罪认定的目的是对行为的违法性实现不重复、 不遗漏的评价, AI 换脸行为侵犯异质法益时应成立想象竞合, 存在数行为时应进行充分评价以实现数罪并罚, 不能以牵连犯理论或选择性罪名为由择一重罪处罚。

老子道论在根本上是行论, 具体在 “言行之辨” 里展开。老子认为行胜于言, 其行论可涵摄体道论、 天道论、 修身论和治国论。 “言者不知” (“道可道, 非常道”) 即道在行而不在言, 体道的方法就是 “行于大道”, 这是老子的体道论。 “希言自然” 即道自然而不言, 道以大化流行、“周行而不殆” 的方式运行, 这是老子的天道论。 “美言不信” 即修道不在美丽的言语, 而在力行即 “行可以加人”, 这是老子的修身论。 “多言数穷”即统治者应守静, “行不言之教”, 这是老子的治国论。 天道之行表现为运行, 人道之行表现为力行。

明清儒学的思想演进为强调历史演化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发展空间。 清代儒学着力于批判理学中超验存在的 “理”, 强调 “道” 蕴于具体事物之中。 具体事物并非超时间的存在, 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基于具体事物的 “道” 因此也具有变化的可能性, 从而为 “道义在历史中” 的历史演化论提供了理据。 章学诚以 “道不离器” 的气一元论为其历史思想的哲学基础, 提出了 “道” 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历史演化理论。 强调实践的清代今文学派的历史进步学说比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更进一步, 发展出历史进步论, 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奠定了根基。

本文以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收录的词目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代表, 统计这些词语的词类、 词长、 词义的数量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词长来看, 基本词类以双音节为主, 而叹词、助词、 量词等以单音节为主; 从词义来看, 汉语以单义词为主; 从词类来看, 名词、 动词、 形容词是主体, 占比超过95%。 无论是否区分词性, 词长和词量、 词长和词义数、 词义数和词量均大致呈反比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收录的14个 “X而” 式双音词的生成机制均属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 其词类归属有些可以明确归入连词或副词, 有些则在连词和副词之间变化、 游移, 甚至产生兼类现象。 通过对 “X而” 式双音词词汇化过程的考察, 笔者发现这类双音词的词类归属与构词语素 “X” 的语义变化程度有很高的关联度。 其中, 从初始阶段到过渡阶段“X” 的语义虚化程度以及从过渡阶段到成词阶段 “X” 与 “X而” 的语义特征差别程度, 共同制约着 “X而” 式双音词的词类归属。

《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貂蝉之名源自战国时期赵国发明的貂蝉冠。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 中原地区的蝉文化和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地区的貂文化在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融合, 貂蝉冠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 秦汉时期, 统治者将貂蝉冠配授给宫廷侍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 女尚书佩戴貂蝉冠使后者开始与女性结合, 后赵的改革使貂蝉冠进一步与美女结合。 唐宋时期, 貂蝉冠的配授对象由皇帝侍官群体转为外朝高官群体, 适用范围明显扩大。 迄于元代, 貂蝉冠的适用范围虽大大缩小,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貂蝉之名的民间化和大众化。 这些历史渊源为美女貂蝉的得名及其故事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 貂蝉的 “成名” 是融合创造、 继承创新的结果, 其过程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 创新性、 包容性和多元统一性。

日本赤军的产生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日本兴起的新左翼运动。 该组织在阿拉伯地区形成、 发展并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关联, 因涉嫌参与劫机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而被国际社会视为恐怖组织。 自20世纪70 年代中期起, 日本赤军谋求向政党转型以回归本国, 但始终未能成功。 2001 年, 日本赤军宣布解散, 其领导人重信房子直至2022年才被释放出狱。 从表面上看, 日本赤军已无法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构成根本性冲击。 然而, 考虑到该组织仍有不少坚定的成员和支持者, 加之日本社会内部暗潮涌动, 其对日本民众乃至政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本文基于随机效用模型构建混合面板Logit计量模型, 利用2006—2019 年中国企业对外能源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的微观数据, 分析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决策的风险倾向, 以及企业前期投资经验对后续投资风险倾向的影响。 研究发现, 相较东道国的外生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决策对东道国的内生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或更为偏好。 由于与并购投资、 化石能源投资相比, 绿地投资、 电力投资对东道国的内生风险暴露程度较高, 故而中国企业对能源绿地投资的风险偏好度高于能源并购投资、对电力投资的风险偏好度高于化石能源投资。 对投资经验的进一步研究显示, 中国能源企业的前期投资经验有助于提高其在后续投资中对东道国的内生风险的容忍度, 投资经验越丰富的企业对东道国的内生风险的容忍度或偏好度越高, 并且这一效应对开展能源并购投资和化石能源投资的企业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