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进入光绪朝后,清廷在实施宫廷外交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建筑空间发生了渐进的规律性变化,明显呈现出由外围向禁城、由前朝向后宫的变化趋势,一直到乾清宫与宁寿宫的最终使用为止。这种空间变迁不仅彰显了清宫建筑空间的仪式功能和中外交往较量的局面对比,也明显透露出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心态变化和清廷自身最高权力运转状况的不断变化,对于深化清代宫廷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在诞生之初,就充满着大英帝国的权力"规训",它参与了中英和东西方知识的聚散和流变,建构了英国殖民活动的"神授"性,英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先进性",英国人的"高贵感"和英国社会的"现代性"。由此,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英文教育建构了一套影响中国人"现代"意识和中国历史进程的知识体系,为英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扩张争得了更多权力,并塑造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深远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和周边区域的关系。

汉初以降,汉代"黄老无为"边疆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无论基于现实抑或理论视野,探索和建构新的"有为"边疆理念均成为一种时代需求。经汉初以来的发展与积淀,边疆思想嬗变的时机成熟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汉武帝和董仲舒成为推动嬗变最终完成的两个关键性人物。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理论为汉武帝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引领和理论框架,长期存在的夷夏互化等一系列现实及理论困惑因此迎刃而解。汉武帝审时度势,圣心独断,以新儒学的积极态势来建构汉代边疆思想体系,强化集权,外事四夷,从而开启了西汉中期的边疆"大有为"时代。

人格权立法实践与人格权立法争论出现不同程度的"耦合",尤其是《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几乎完全继受人格权立法争论正方的观点,这使我国人格权立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会严重扰乱民法典的逻辑体系,也会潜在地破坏民法典的稳定性,更会否定人格权的自然属性,还会限制人格权制度的发展。"民法总则"与"侵权责任编"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符合民法典的编纂规律,"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相结合的立法模式"遵循人格权的演变规律,也与我国的国情相契合,承认人格权的自然性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也与世界人权运动的精神相契合。

恶意串通规则是我国民法一大特色,《民法总则》沿袭《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于第154条保留此"特色"。然恶意串通行为属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恶意串通规则本质上属《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款的特别条款。又《民法总则》于第146条新增通谋虚伪表示的规定,故实务上所热衷的采恶意串通处理之案型,完全可交由诸如通谋虚伪表示、债权人撤销权等具体规则处理;余下为数不多的案型,可适用《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款,让公序良俗原则发挥规则填补作用。"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生活构造,并未特殊到需要专设一般规定,建议未来制定民法典总则时将恶意串通规则删除。

我国现行婚姻家庭制度是脱离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基础、落后于时代的亲属法。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的今天,编纂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为改革我国亲属法提供了机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在现行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改进,但是还存在较多问题,没有全面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对《婚姻家庭编草案》的进一步修改中,应当统一立法思想,确定民法典尤其是亲属法是私法、是权利法,而不是管理法,建立完整、科学的亲属制度,给人民行使身份权利以更多的选择,实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元代北方春秋学的发展演变是学术"北反并于南"的典型。金亡之后,一批北方学者如李昶、敬铉延续金源遗风,偏重《左传》及杜预注,与南方学术鲜有关联;而以郝经为代表的赵复追随者,试图以南来理学对《春秋》展开新的诠释。学术思想上的驳杂,则是南北学术初步融合的结果。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在南北理学之士的共同推动下,程朱理学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科举《春秋》经义许用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在政治（科举）的强力影响下,南方学术统一南北。北方春秋学的研究方法、思路、主旨都失去了北方特色,与南方春秋学著述已无二致。北方学者在胡安国《春秋传》被立为官学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影响了元明二代春秋学的走向。

中国传统文论巨著《文心雕龙》进入现代学术视野后,对于其性质的理解一直存在偏颇。章太炎推崇刘勰的"大文学观",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响应。学界更多是依据自西方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文心雕龙》作出较多的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对"以西释中"模式曾有自觉地警醒,但"龙学"界缺少这种理论的自觉,导致文体论研究畸轻畸重,出现了一些阐释和评论上的偏颇。这些都迫使我们去反思,"龙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大文学"观而不是"纯文学"观。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使用2006～2017年间首次公告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管理者股票期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股票期权激励越强,则企业避税越激进。本文进一步研究了管理者权力和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股票期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管理者权力较小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管理者权力较大的企业和国有企业,股票期权激励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避税程度。

税收筹划研究主要基于纳税人"理性人"假设,从经济学视域分析其特性与现实应用。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完全的"理性人"并不存在。行为经济学兴起后,"有限理性"学说发展迅速,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偏差得到了修正,这对税收筹划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分述主流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比较两种理论对税收筹划研究的影响,从"有限纳税理性"假设和"非确定性纳税偏好"假设两个角度切入,分析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价值判断和风险取向,通过与传统税收筹划方案的评价进行对比,提出行为经济学视域下税收筹划方案评价的优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