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正统”论建构及其影响

党圣元、汤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明清易代之后,清初统治者为了应对士林喧嚣、民怨沸腾和夷夏之防等问题,有意将政权的合法性建基于儒家的道统之上。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都在积极地建构"正统"论,崇理学、兴文教、祭祀明代陵寝,以此来彰显清朝承绪明祚的正统性,收拢天下人心,尤其是聚拢和整合士林阶层为新朝服务,从而通过"文治"来最大限度地消弭社会动荡。这些举措有效地缓解了南明政权消亡之后新的统治者所面临的来自于"政统"、"道统"、"文统"三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得清朝政权逐渐稳固。清初"正统"论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清代道统观和文统观的发展。在道统观上,清朝统治者张扬政统,抑制学统;在文统观上,则表现为朴学、桐城文派和今文经学间的不断转换。

关键词：

正统;道统;文统;嬗变;桐城文派;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ism”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Dang Shengyuan Tang Jingyi

Abstract：

When the Qing Dynasty was started, the rulers who had confronted with many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uproar of gentry, the boiling of people's resentment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ationalities intentionally based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egime on Confucian orthodoxy.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Shunzhi, Emperor Kangxi, Emperor Yongzheng and Emperor Qianlong, the “orthodoxy” theory had been continually and actively constructed.The rulers publicized Neo-Confucianism, advocat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offered sacrifices to the mausoleum of the Ming Dynasty to manifest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by the Qing Dynasty.In these way, the rulers tried to win the support of people, especially to assemble and integrate the gentry class, making them serve for the new dynasty, so as to reverse social instability to the largest extent through “civilized administration”.These measures had effectively eased the new rulers' great pressure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political orthodoxy”,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literature orthodoxy” since the death of the Southern Ming Regime, making the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increasingly stabl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thodoxy” theor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a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s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literature orthodoxy in the dynasty.In the prospect of Confucian orthodoxy, the rulers advocated political orthodoxy and restrained intellectual orthodoxy;in the prospect of literature orthodoxy, the status of the schools of textology, Tongcheng and New Text had constantly exchanged.

Keyword：

orthodox; Confucian orthodoxy; literature orthodoxy; evolution; Tongcheng school;

纵观我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断代史,内忧外患无疑是导致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其中内部的忧患又是导致国祚更迭的主要因素。这两种原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是考察与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政治史和学术史进程的两个重要方面。明朝末期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继而导致了社稷倾颓。其中来自东北部的建州女真一部,成为压倒明朝社稷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清易代满人入关以来,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士林喧嚣、民怨沸腾、夷夏之防以及百千倍于己的人口的对立等社会问题,他们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才能稳固政权、安定天下这一重要问题。入关初期,满族总人口不过二十多万,和汉族对比可谓相差悬殊。因此,以武力进行征服显然是不能持续之事,而企图以夷变夏也是行不通之事。经历了漫长惨烈的士林抵抗之后,清朝统治者才逐渐认清了这种现实,欲要稳固清朝政权,首先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继而才能获得士林阶层的认可和参与。因此,清朝统治者决定将政权的正统性建基于儒家道统之上。于是我们看到,历经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统治者们都在积极地建构“正统”论,崇理学、兴文教、祭祀明代陵寝,以此来彰显清朝承绪明祚的正统性。应该说,正是这些思想文化政策与举措的施行,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继续奉明祚为正统的士林中人在思想与文化方面进行抵抗的压力。依靠“正统”建构而增强统治效应,这才使得清朝政权趋于稳定。由此来看,清初“正统”论的建构过程,极大地影响了儒家道统观和文统观的发展。简单来讲,以乾嘉为界,清初儒家道统观呈现为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的发展趋势。同时,清朝统治者对于“理学”的推崇,促使了在文学创作上反对理学空疏、空谈性命之弊,主张“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并重的桐城派的兴起。

一、清初“正统”论的建构及桐城派的兴起

清朝入关初期,对于不断抗争的汉族士人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武力镇压,包括极富争议的“削发垂辫”、“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事件,激起了广大民愤。对于明末遗民和清朝统治者来说,如何看待夷夏之防的问题成为了能否承继儒家道统和华夏血脉的关键。在维护华夏血脉的道统思想的感召下,各地起义军纷纷打着恢复华夏的旗号揭竿而起。这促使清朝统治者从道统、文统的层面来思考如何降低征服和统治的成本,并且获致长治久安之效。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抗争活动,要属郑成功、郑经和郑克塽三代拥护唐王朱聿键而施行的反清复明斗争。他们以台湾为中心垄断了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渔民的贸易,所获利润用以补充军费,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财政与清政府长期对峙。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郑氏的反清复明活动才宣告结束。清朝虽然最终平定了国内的动乱,但是旷日持久的海禁、迁界令和战争耗费了极大的财力和物力,致使国库亏空、民心离散,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武统的有限性和王道正统的合法性对于国祚稳固的重要意义, 1从而迫使其在统治观念上由武统迅速转向了汉化和积极建构社稷“正统”观的道路上来。此外,清朝拥有一套与明朝迥异的社会结构、氏族文化和生活习俗。因此,清朝统治者初入关时对汉族的王道正统观念并不认可,在国内强制推行剃发令,施行屠城政策,将自己与士林和庶民彻底对立了起来。在遭遇到持久、顽强的抵抗之后,清朝统治者才意识到重塑国祚“正统”观念的重要性。面对清朝入关以来政局不稳和民心涣散的紧迫形势,执政者迫切需要建构一套关涉社稷统绪的“正统”论,以此平息民怨、安抚士林。这也成为摆在清朝前几任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就是重建以儒家道统为基础的“正统”论,弘扬文治典范、昭明百姓。因此, “清廷自顺治朝入关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在中国正统观念熏习之下,顺利思考到王朝之承天授命,帝统之承绪列王”。2

那么何为“正统”呢?“正统”观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王时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因此,历代新朝改正朔、易服色和祀太庙,便成为新政权表明统治黎民百姓、承绪国祚正统性的应然性选择。“古代思想家具有夏商周王政文化相承学说,久为中国各代所宗奉。此是所谓政治信仰,或正统思想。”4可以说, “正统”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历史纷争、分歧最为严重的一个概念。对此,欧阳修和郑思肖都有过专门论述。梁启超将“正统”观产生分歧的原因归纳为六点:土地多寡、据位时间、前代血胤、前代旧都、后代所承和中国种族。5梁启超的这一归纳虽有不足,但是很好地提出了“正统”观在王朝统治中的重要性及具体进行考量的思维向度。

结合梁启超的“正统”论可知,清朝统治者若想实现政权的正统性只能从“前代旧都”和“后代所承”两条路径入手。从施政措施来看,清朝入关以来在笼络世人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第一是承绪明祚,重用汉族士林。清朝入关以后,不仅敕书保护明朝历代帝王的陵寝,清帝还亲临祭奠,同时又敕令重新修订历代帝王统绪,以此来昭示清朝政权承绪明祚而来的合法性。“前代旧都”自不必说,那么从“后代所承”来看,清朝定鼎以后便极力强化王道正统和得国之正,以示清朝承继明朝统绪,进而扶危安邦。“崇祀前代帝王滥觞于唐代天宝七年,而至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始建庙于金陵。至世宗嘉靖十年(1531)则改建历代帝王庙于北京阜成门内。俱祀历代开国之君,不过十六位。顺治帝入关,相沿旧制已增入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为二十一位。”6清朝入关以来屡次修订帝王庙制、服膺文教和重建道统,较历代统治者更为用心。其目的很明确,无非是为了表明清朝承绪历代帝王的正统性,以期能够笼络人心,稳固政权。

第二是广兴文教,推崇理学。清初在文教方面崇祀孔庙、临雍释奠,标举宋明理学,扶持汉族理学名臣,诸如对汤斌、张伯行和魏象枢等理学名臣的推崇。这些在平息民愤、钳制思想以及消解士人的抵抗心理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发扬文教是清朝初期建构社稷正统性的另一重要措施。清朝入关后逐渐意识到明朝士人普遍具有的决绝抗争的信念,以及“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7的大无畏的事功精神,实源于儒家道统思想影响下的文化传统。以此对比,满族文化的颟顸无状令清帝大为震动,遂决定效仿汉族的道统文教来改造其统治下的士人思想, “清统治者大力倡导‘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重视发展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对汉学的兴盛,起了直接的推动促进作用。康、雍、乾等帝王都比较自觉地倡导汉族封建文化。他们从维护统治地位出发,政治形势稍加安定,便提出‘振兴文教’的措施”。8而这也奠定了清初广兴文教,重构儒家道统观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清朝初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皇权正统性的建构和维护。而在政权稳定以后,统治者又从思想上贬斥“异端邪说”,大兴文字狱,对士林的思想实行规训与钳制,以达到政权的长期稳固。规范人心当然首先从规范士林的思想而起。乾隆帝正是以此为标准主持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朝的君权独尊思想抑制了进贤纳谏的通路。在文网繁密的高压政策下,官吏遂沦落为唯唯诺诺、结党营私之徒,由此也引发了清朝帝王对朋党问题的关注。朋党是专制宗法制度下“亲亲”制的变体,对于维护政权的统一,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更多情况下其呈现的则是负面作用。清朝统治者既善于利用儒家道统建立一个亲密、稳固的执政集团,又有意识地摒弃朋党之祸。

经过清初对“正统”观的逐步建构,至乾隆末期清朝就已经牢固树立起了政权合法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政权统治的文教道统。姜书阁曾经指出:“清初定鼎,尚未臻稳固时期。明末移民,犹有存者:顾黄诸公,笃志不渝,专事学问,渐启朴学之端。自康熙中年以后,朴学日盛,理学日衰。盖异族初据中原,恐汉人不服,乃以博学鸿词之事羁縻之。于是学者争为词章考据注疏名物之学;而言论稍涉愤嫉,即有文字之祸,以是深究性理者少,而专务文章者尤少也。”9由此可知,考据学派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能够疗救理学空疏的弊端,便于勾稽文献;二是在清初“正统”论的抑制下,士林可以借此规避文网。而姚鼐与戴震、纪昀等考据学派在文以载道、文学创作和文学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抵牾,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对桐城派的兴起产生了催生作用。

桐城文派在清朝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关于桐城文派之特点,姜书阁所言甚为精要:“考桐城派,以方苞为祖,至姚鼐而大成,刘大櫆第其中介耳。其主张则以宋儒程朱之学为质,以唐宋八家之法为文,而以归震川为其入门之导。专讲‘义法’,故其文章整洁平通,不为华辞艳语,不作考据名物,其派大旨不过如斯。”10由此可知,桐城文派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批判考据学派的饾饤繁琐的,其倡导具有文以载道、内容详实和文词精美等特点的文学创作观,遂使清朝文风至此为之一变,即转为清丽、简洁和雅致的风格。桐城文派以文统为自任,这与当时统治者所推行的“正统”论建构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并且起到了呼应的作用。

二、清初“正统”论对清代道统观的影响

在清初“正统”论的建构下,清代文统完成了由朴学到桐城文派的转换。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清代道统观的嬗变。“道统”一词最早是由韩愈提出的,然而道统谱系的形成则要晚至南宋的朱震才正式出现,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以后无传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于千有余岁之后,学者负笈摳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11孟子之前的道统可以归为一个阶段,汉唐的道统可归为一个阶段,宋朝以后的道统又为新一阶段。宋朝的理学观念由于脱离了现实生活成为标榜天理的“道学”,很快便遭到了陆九渊和阳明心学的批判,但是陆王心学在发展过程中更是难以避免地出现了言不及物的空疏之弊。有鉴于此,清朝朴学便跨越宋、明而直接上承汉唐道统文脉,从而形成了清代道统观重构之特点。

究其原因,主要是清朝初期标举的“正统”论影响及制约了清代道统观的建构与发展。清初统治者立宋朝理学为儒家道统正宗,极大地抑制了士林的事功精神,这也是桐城文派兴起的重要原因。从学理上来看,道学和道统具有明显的差异。程朱理学被改造成为统治者服务的权术思想,执政者假此来钳制世人;儒家道统则是以经世致用、立业修身为事务,兼及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因此更能承绪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政体制度中,道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历代政权的正统性基础就建立在道统观上,即以有道伐无道,方能承绪王祚。然而,随着政体制度的转换和思想控制的变化,儒家道统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道统概念的内涵来看,道统并非是一个既定的思想学说,其思想内涵形成于对不同时期的政治吁求、社会观念和生存困境等问题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规范的回应上。这些不同时代的儒家思想资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道统内涵。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所谓“道统”实际上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共识与尊崇的一种思想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其主要功能则重在社会层面的整合与规范,包括规范统治者自身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统治行为。

从其积极的方面来说,道统不张促进了百家争鸣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从其消极的方面来说,儒家道统为百家学术所裹挟,隐而不彰,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道统精神之“主脑”,由此也造成了两千多年宗法帝制的不断震荡、社会变迁和学术思想的延宕。但“道统”观念之生命力毕竟是顽强的,其所具有的可修复性与重构性也是惊人的。这自然与其自身的文化根系和现实的可建构性密切相关。儒家道统思想之被尊崇,除了可为政统提供合法性依据和统治的法理基础以外,还与其具有向个体开放和在日常生活中可践行的质素有关联。“春秋战国时期,以《大学》为代表,则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自修身以至平天下,莫不本于大公,发于至诚,归于求仁而成于力行,把伦理道德和政治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个人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理想政治的实现有机地结合起来。”12由此,根据入世与否,儒家道统思想的外延又可以引申为政统和学统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政统以干政勤王和平天下为目的,为经国大业之事功精神;学统以承继先贤学说,规正人伦,成一家之言为圭臬。政统和学统共同构成了儒家道统的价值层面。其中学统作为政统的基础,为王道正统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反过来儒家的政统思想又强化了学统在王道正统中的主体地位。

自汉代以降,儒家道统渐趋沦落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权术思想,成为钳制士林、敦化人伦的统治工具,这反映了政统和道统逐渐分离的现象。韩愈提倡古文运动首开儒家道统复兴的先河。然而两汉的道统思想已经是政治化的谋术了,偏离了孔孟之道统。从这个层面来看,张载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才真正承续了儒家的道统,并且有所生发。“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而不可违”, 13这使得政统和学统再次融合到了一起。明代对士人思想的控制较有明以前更趋严厉。清朝承继明朝体制,加之清初普遍存在的夷夏之防的问题,使得清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思想管控最为残酷的时代。

从道统的发展和承继来看, “自羲皇作《易》,首辟混沦,神农、皇帝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为纲常之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圣之道作六经,为万世之师”, 14而道统自孟子后几近绝矣。可以说,道统观塑造了国人的文化性格,道流行布施于日常饮食器用之中,但是,非圣明睿哲之人不得开启。因而,承继道统成为古人治学修身的最高理想,践行道统的最好方式则是将道统和王朝社稷的正统性融合在一起。“近世学者不重制度,于前史掌故多恍忽笼统。殊不知传心殿制度意义重大,乃充分代表中国文化道统承绪……清帝要表示是由列圣传授而得,故表现其充分服膺列圣祖传之文教道统。”15由此可知,儒家道统谱系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道统的发端和整理阶段。经过汉朝经学思想的发展,儒家道统思想也呈现出僵化和教条化等诸多不足,所以至隋唐时期为道统的分化阶段。然而,无论是儒学的分化,还是“天人二本”观念,都偏离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准则。16张载提出以“天人合一”承继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7的观念,始为道统的确立阶段。经过二程、朱熹,道统思想的发展蔚为壮观,但是经过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浸染之后,清初的儒家道统观遂完全偏离了日常实践,盲目张举政统而遮蔽学统。这也促使清代文统由理学转向了朴学的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 “道统”由道与统构成,道为基石与内容,统为传续与尊奉。两者在共同的目的与过程中、在不断地整合与建构中发挥作用。析而言之,道固然重要,但是离开统,道便成为一种孤立、固化的思想存在,而缺乏流动性、流变性的思想,是僵化的、难以发挥作用的。因此传承与建构在传统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是被高度重视和强调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思想史层面的道统发展史就是由处于不同历史场域中的节点性思想家和他们的理论文本所组成的一个思想链条,也可以说道统就是一条思想的河流。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道统是指承载和传续以上述道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具体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再往下说就是唐代的韩愈,宋代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这些古人心目中的圣人。”18道统更是融社会批判和道德教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思想共同体。我们知道, “复古”、“革新”或是“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国传统文化史观的主要脉络。无论各个朝代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或是倒退,都要统摄于道统的维系和传播过程之中。清初统治者对“正统”论的积极建构只是促使道统思想转变的外部因素。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统治到了清初有了很大的转变。满人当时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清朝政权不仅要求国家在政体和领土上统一,更需要人民在国家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统一,如此才能保持政权存在的稳固和长远。在此问题上,建构与管控是并进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在建构道统之同时亦施以严苛的政治手段,规约士林清议以维持其思想统治。比如,乾隆年间,杭大宗应翰林例试,因泯满、汉之异同而罢归。19嘉庆年间,吴文澂上书论保甲事,见黜。20清朝统治者无法接受士林这种架空历史的行为,因为这对其政权的稳定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威胁。统治者习惯于通过羁縻策略加强对清代文统的引导,以此来管控士林对清朝政权“正统”观的质疑。这种特点亦表现在通过清代文统观规范士人思想的诸多举措上,而文统观在道统观之传播与施化方面的作用又实不可低估。

三、清初“正统”论对清代文统观的影响

在清初“正统”论的影响下,清代帝王集中了大量精力对清代的文统观进行了改造。相对于政统的敦化人伦和社会教化功能,清初执政者更关注文统规约、钳制士人思想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统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稳固政权等方面的功用价值。清廷“本以武事起家却偃武修文,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刻意经营提倡。以传心殿经筵日讲为皇家崇重历代文教道统之圭臬,以祀孔大典推行全国为普及儒学圣教之传承。”21清代的文统观契合了清初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清朝自称承继明朝“正统”,遂将文统又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希望以此来抑制士人的反抗思想。在这种持续的文化高压和严密的思想管控之下,士林普遍缺少晋升的渠道和言事的机会,而居住地的方便(宣南) , 22又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开办各种诗社、宴饮、交游和臧否古今的机会。虽然宣南诗社在宴饮酬唱时,间或臧否古今时政,但是终究以交游取誉和以吟咏风雅为主。至于经世致用之风的盛行,还要等到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的宣南诗会之后。至此,清代的文统观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随着帝国危机的加剧和文网渐疏的出现,嘉庆以降的文统观日益展现为轻货利、重实业和社会教化的经世致用风格。相较于考据学派和桐城文派来说,此时文统观的显著变化则是今文经学的兴起。嘉庆初期,帝国统治的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东南海禁失守、列强环伺,加之土地吞并、民族矛盾问题日益激化,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长达十年的白莲教起义,无不严重地消耗了清朝的国力,并且对清廷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带来了新的挑战。有鉴于此,在文统观上今文经学家广泛汲取《公羊传》的“大一统”和“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 23呼吁改革吏治,统一王权。但是,由于国运、国势、国力渐衰之因,国家的恢弘气度已不复昨日。故而这时的文统观建构再如何努力,也显得有些乏力而回天乏术了,便只能呼吁自上而下的修己立德, “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24但这些举措并未触及社会弊政的根本,不过是对于清廷“正统”论的一种强调而已。

于是,以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呼吁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寻求吏治的改革,批判科举制度及文化上的羁縻政策。清朝的科举取士,十分重视门第观念和师生之谊,乃至乡试座主对应举的士子都有拔擢之功。龚自珍好发议论而又恃才傲物,所以屡遭排挤,应试不第。他深感人才选拔制度的腐朽和官场倾轧的严重,以至天下士子无不引颈待哺。当帝制败坏不堪的时候,士族阶层在文统观上往往呈现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立场:其一,尸位素餐者,平庸无能,埋身于考据之中,不问政事;其二,如龚自珍和王鼎等披肝沥胆的铮铮傲骨者,疾呼经世致用。然而,面临着国运的困顿不堪和列强威逼的亟亟之势,士族阶层却普遍沉浸在“天朝”美梦中。清朝的政体面临着人才断绝、难以为继的困境。士族的平庸化为文统观的变革提出了现实的紧迫要求。因此,我们只有从这种情况下来考量龚自珍的经世致用思想,才便于理解清代的文统观从乾嘉学派转向今文经学的历史原因和思想史、学术史价值。

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在京师拜谒刘逢禄。在政治苦闷的境遇下,龚自珍深得“经世致用”和“微言大义”之效用,精神为之清爽振奋。兼之清初“正统”论和常州学派的影响,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由朴学转而深入研习今文经学;在政治观念上,呼吁经世致用改革弊政,拯救社会的平庸问题;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和“尊情”观念,反对因袭模拟,蹈袭前人。龚自珍的“尊情”说对传统的文统观构成了冲击。他主张诗文写作应该具有真情。他在《长短言自序》中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是非欲尊情者耶?且惟其尊之,是以为《宥情》之书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锄之而卒不克。”25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龚自珍对于既有文统观、道统观的严厉的批判意识和重构旨意。王佩诤指出:“龚自珍的公羊学不象其他的经今文学家那样附会地以公羊通释群经。他更反对以阴阳五行来混淆经学。他是把经看作史的,因此他从公羊的微言大义中所探讨的是一个历史的规律——三世三统,而所谓三世三统又正是一个进化的历史观。”26龚自珍认为“六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孔子也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已,治国经邦的方法就藏在这些经书中。清代文统观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本源于此。

由于“正统”论抑制了文统观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道德教化的失落,士林愈发寡廉鲜耻、尸位素餐、庸俗怯懦,最终导致清朝政体制度的败坏。这种问题在嘉道以降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清代的文统观需要被放置在大的历史语境中,以“大文论”和“国学”视野为方法论,综合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习俗等多重因素来考量,才能充分展现出其在清初“正统”论影响下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由此来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编撰的《贰臣传》即体现出统治者出于对“正统”观的维护,以道德评判作为规约和钳制士人思想的重要手段。其效验可谓屡试不爽。而这也是促使儒家道统观在价值取向上,从“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的根本原因。“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27深刻隐喻了在文化政策的高压下,文人士大夫受到思想钳制而庸庸碌碌的生活状态。总之,清代的文统观发展受制于清初“正统”论的建构。继而随着嘉道以降文网的松弛,饱受禁锢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萌兴,在文统观上遂由义利之辨的理学、考据训诂之学和桐城文派转向了今文经学。

四、结语

清朝入关初期,统治者就有意识地树立满族的优越性。清初统治者宣布剃发令,变革华夏衣冠和社会风俗以期同化汉族,继而强化其政权统治。在“正统”观上,清朝统治者通过推崇理学、宣化文教等措施,逐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对于“正统”观的不断强化,使得清初儒家的道统思想片面张扬政统而遮蔽学统。对于儒家“正统”观的强化,有助于推动清初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清朝王权的集中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昭示。例如在清代之前的历朝历代, “群臣利用天变、灾异之机向君主谏诤的事例史不绝书。但是到了清朝,打着‘敬天’旗帜的最高统治者削减了臣子以天变灾异进谏帝王的职责,反而借以训斥众臣,树立帝王的权威。这种做法亦始于康熙皇帝。”28清朝统治者利用文字狱、修史等举措,极力摒弃朋党之祸,同样也起到了变革道统和文统的作用。另外,清初统治者在强化“正统”观的同时,无疑也会大力打压儒家道统观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些都昭示着在清初“正统”论的影响下,儒家的道统观和文统观出现的新变化。道统作为儒家的基本哲学观,其思想可以总结为两端,即“尊德性”和“道问学”, “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29这不仅涵盖了实践层面的礼仪、礼制和道德自律等方面的要求,还在精神层面担负起了价值建构的重要职能。道统已经成为儒家的一种思考方式和价值追求,从而在制度层面也具有形塑社会阶层的重要作用。

关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转化意义,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从世道文运的角度梳理得出,清王朝的政权衰落和公羊学的兴起呈现为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重新恢复了自两汉以后就隐而不彰的批判传统,而清中叶以降至晚清公羊学的复兴,即代表此一传统思想中批判儒学的再现;它的复兴,使得批判性行动和内在道德结合,为批判政治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合法性基础。”30在清初“正统”论建构的影响下,士林鲜有实现政治抱负和事功的机会。因此,转而通过文统进行社会批判,监督政体的运行成为士林的必然选择。“周道不可得而见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起宪章文、武者何事?梦周公者何心、吾从周者何学,逸於后之(侈道学)。谭性命以求之者。辞七逸而不居,负六失而不恤,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万一。幸而生其世,则愿为其人欤!愿为其人欤!”31龚自珍正是有感于吏制平庸所导致的纲纪不张,使得官场和士林中结党营私、倾排异己的庸俗文化大行其道,而发出了上引之痛彻肺腑之言。帝王用威权震荡扫除士林之廉耻,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力推行羁縻政策,而终于剪除了士人的羞耻之心。士林遂转而将精力放在训诂考据的学问中,以致乾嘉时代思想界的相对沉寂,以及万马齐喑局面的出现。朝代衰颓之世,腐朽的政权与社会风气扼杀人才,使得政体败坏、士林文化走向平庸。而清末时期的社会动荡无疑印证了龚自珍的这种观点。

总之,在清初“正统”观的影响下,清代统治者在道统方面张扬政统,抑制学统;在文统方面,采取镇压(文字狱)和羁縻(如荐博学鸿词、编纂大型类书)政策,严厉钳制士林的思想,以至于士林争为“稻粱谋”。这亦导致了清代文统在朴学、桐城文派和今文经学间的转换。龚自珍借此提出了重振儒家道统的社会批判思想。而这种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清初“正统”论建构下的儒家道统观和文统观的嬗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 “合法性” (legitimacy)在政治学术语中被译为“正当性”。陈学霖认为,以西方的“合法性”观念来判定中国传统的政体制度是不合适的,应以“合道性” (道统)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本文提出的清朝初期的“正统”观可在此范畴下理解。参见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王尔敏:《近代论域探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页。

3 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4 《近代论域探索》,第27～28页。

5 参见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

6 《近代论域探索》,第10页。

7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8 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4页。

9 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页。

10 《桐城文派评述》,第16页。

11 《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於二程》,李心传编:《道命录》卷3,《续修四库全书》本。

12 《中国经学史》,第29页。

1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

14 张伯行:《道统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

15 《近代论域探索》,第14页。

16 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11页。

17 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1页。

18 梁韦弦:《儒家学说中的道和道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25页。

19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161页。

20 《龚自珍全集》,第164页。

21 《近代论域探索》,第19页。

22 清朝在京师对满汉士人的居住地施行内城和外城的分隔管理。汉族士大夫以及各地进京求学、候补的士人多居住在宣南。读书人口的相对集中又为文人结社、诗会宴饮、议论时政奠定了基础,促使嘉道以降的文统观呈现出了结社议政的特点。

23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4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第125页。

25 《龚自珍全集》,第232页。

26 《龚自珍全集》,第11页。

27 《龚自珍全集》,第471页。

28 葛荃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明清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9页。

29 《龚自珍全集》,第193页。

30 陈福滨:《清代公羊学与晚清的变革》, (台)《哲学与文化》2005年第11期,第115页。

31 《龚自珍全集》,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