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经验与理论分析
裴长洪
【提要】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服务业发展的经验，进而探讨发展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可选路径。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商业地产商（市场业主）+分散小商户+各类服务供应商+公共服务部门的商品市场服务业模式，成为各类各式服务业发育的重要摇篮，商品流通的组织创新是扩大分工、延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外部化的经营战略促进了新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发育成长，而且还使一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城市化商品市场外包与供应链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1—0005—11
引言
服务业来自于三产业分类法，第三产业被称为服务业，但是在行业定义、统计归类上尚存在困难。目前国际上的统计标准并不统一，主要的依据是WTO关于服务贸易的12个大类、160多个行业，而且统计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现在针对服务业有许多新概念，比如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对应于传统服务业，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区分，其关键是生产力，而生产力水平取决于生产工具。例如，古代钱庄票号的信用手段、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落后的，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当代银行业的信用手段是先进的，而且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与钱庄票号有很大区别。所以，当代的银行业是现代服务业，过去的钱庄票号是传统服务业。但是，现在仍旧存在一些很落后的商业形式，例如农村的夫妻店与城市的大卖场、超市、连锁店的经营手段无法具有可比性。因此，对整个行业下定义比较困难。生产性服务业，对应于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与生产过程联系密切，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但是在统计上的分类也存在一些困难。教育、文化、医疗、健康救助从理论的角度都可以归到服务业，但这些行业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没有交换价值，因此，在统计上很难计算。旅游是最典型的服务业，但是旅游业的收益无法计算，例如，旅游所花费的交通费被计算在交通运输业部门，住宿费被计算在餐饮酒店业中，对旅游产品的消费被计算在商业中，因此从统计的角度进行归类仍然比较困难。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服务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和其他产业相比仍显滞后。当前我国十分强调发展服务业，“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用3至5年时间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即从2006年的40%提高到43%。2009年前3个季度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出现了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首先应该以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为出发点，其次参考国外的学说、经验，从而找出发展的可选路径。
经验一：城市化推动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变动，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从产业现象上分析就是产业积聚提高了产业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产业积聚导致了区域竞争优势，区域竞争优势又与城市化相联系，所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产业积聚、提高产业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是城市发展理论的基础。但是，发展经济学没有分析工业产业积聚与服务业产业积聚的不同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分析产业积聚条件下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因此，中国的经验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的城市化、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分析的现象。
(一）城市经济发展
1. 发达国家城市经济的历史
工业革命提供了现代城市形成的历史机遇，现代城市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现代化初期的城市发展与工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了第二次变化，城市经济从工业经济逐步向服务经济过渡。到8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普遍超过了60%，城市经济逐渐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
2. 中国改革开放前城市经济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工业化的带动下，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不仅原有的行政中心城市和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而且涌现出在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直接带动下形成的单一工业型的城市。工业发展和人口聚集的需求，推动了服务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缓慢又限制了服务业发展。
3. 中国改革开放中两个新的轨迹
一是由于城乡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体制障碍被打破，城市国有工业向乡镇集体工业扩散和转移。由于管理权限下放，大批国有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下放到中小城市当地政府，例如隶属于煤炭部的矿物局，在煤炭部撤销之后由地方管理，由此形成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城镇化的新发展。二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最初是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在沿边、沿江以及全国的开放城市中都建立了大量面积不等、行政层级不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多数坐落在大中城市附近。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土地市场，开发区通过土地批租搞工业，因此把土地市场引入开发区，开发区的设立是一种重大体制突破，即土地是可以“卖的”（批准租让"开发区对于城市化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依附于原有中心城市的新的工业聚集区，由此带动了工业的积聚和搬迁，大大扩展了原有中心城市的空间、人口以及经济容量，为原有中心城市的改造提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例如，昆山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县级市，当时的城区面积是5平方公里，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自筹经费自办开发区”，把土地批租给投资者，效果很好，被国务院批为国家级开发区，开发区的面积大于原来县城的面积，江苏省又批了一个省级的开发区，现在的城区面积是50平方公里。昆山的经验说明依托中心城市的开发区带动了城市发展。相反的例子是洋浦，洋浦开发区在离海口很远的地方，结果开发区和海口都没有得到更快的发展，对于洋浦来说，可以按照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办城市的经验来发展，洋浦开发区归儋州市管辖，儋州市是县级市，其经济能量很小，应该把周围几个乡作为行政辖区批给开发区，在办好开发区的基础上，办“洋浦市”，以解决没有大中城市可以依托的问题。
(二）工业化、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
以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出现的两个新轨迹为基础，工业化得到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服务业发展提速，但是服务业依然落后，而且需要以工业发展作为依托。
1.工业化、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关系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提速。在新体制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推动下，我国服务业也呈现较快发展。1992年我国城市化率不足30%，2007年提高到43%，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不足35%提高到40%，就业人口比重从不足28%提高到45%。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落后仍是明显的。全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平均水平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也达到43%；吸收劳动力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比重普遍达到70%，少数发达国家在80%以上。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导尚未发挥充分作用。因此，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具有双重任务，需要同时发展工业化和服务业，既实现新型工业化，又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目前，对“双重任务”这个问题存在争议，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可以跳过工业化发展，直接发展服务业。笔者认为，该观点在个别情况下有一定的道理，例如专门依托某一种资源、不需要发展工业的地区可能可以，但是，对于稍大一些的行政辖区恐怕难以实现，完全依赖服务业不可能解决大量就业。同时发展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是大经济体，不可能像某些小经济体那样依托某些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服务行业来支撑国民经济。大国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是需要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并建立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因此工业发展是所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同样，在服务业的产业体系中，我国既需要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也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如果没有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需求和市场；反过来，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实现，却难以在消费性服务业的单一发展中获得。
其次，我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从所有制改革到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的市场准入等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和领先于服务产业的改革和开放，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经济必然领先以及必须在工业现代化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既定格局，形成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必然趋势。
最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既需要以价值量衡量的增加值和收入的持续增长，也需要以实物为基础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而这些都离不开工业现代化的继续完成。
2.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双重产业积聚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必须领先发展，这就要求工业化与服务业同时发展。因此，我国城市化发展是双重的产业积聚，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中没有涉及的内容，西方经济学中只是分析一般意义的产业积聚和城市化。
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工业产业的积聚，即向工业园区（各类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新的城市区域集中，也包括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企业向乡镇工业园区的集中，以构建工业的产业积聚新能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积聚，即向城市中心区积聚，不仅在扩大容量的城市空间中扩展，而且要不断逼迫工业撤离并填充其遗留下的空间。例如首钢搬迁，但是这种远距离搬迁只能是个别案例，因为各地区的财政是分离的，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实现合理配置，所以要依托城市办开发区，才与现行的财政体制相吻合。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化道路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道路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之前，工业化中心（产业积聚）把行政中心变为城市，或企业办城市，把矿区变城市。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积聚从发展小城镇开始，把农村变为城市；二是产业积聚从大中城市开发区入手，通过工业与服务业积聚，实现城市扩容，是扩大现有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存在三条道路，至今都可以找到现实依据，那么今后采用哪条道路，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与洋浦条件类似的可以采用改革开放前的形式，利用企业办城市；有一些专家仍然支持发展小城镇，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时期；笔者认为中国还是采用大中城市化的道路，十七大报告中的“城镇化”没有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发区，启动开发区的土地市场以及城市服务业积聚与工业化积聚的互动关系形成城市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最重要的道路，而且是最节约的道路。因为我国发展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是地盘相对太小，小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难以形成规模，人口的积聚中心是大城市。北京无可奈何地扩张，因为其拥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工业化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阶段以及人口流动、要素流动趋势都面向回报率高的大中城市，决定了中国近十几年和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发展方向。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城市中心区域的经济发展，现代都市的发育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城市提供了服务业各种要素积聚的产生条件，特别是先进要素积聚的产生条件，引导了服务业发展的生产与技术环境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发育形成。
(三）现代城市发展与服务业发展的规划
第一，土地资源的动员与配置能力决定了城市发展与服务业的产业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推进。城市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革使企业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住房制度改革承认了住房个人所有，这使城市企业和居民有了选择自有资产形态的自主权和追求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可能。这些改革是加快城镇化改革最主要的体制因素，在企业和住房改革的基础上，出现了商业地产和住宅物权两种资产形态，使得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也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使政府有可能更好地动用和配置资源，来营造新的产业积聚环境；城市中心的工业才有可能向外移动，因为通过土地批租获得收益的同时还能够更新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原来的商业地产变为服务业，由于服务业的报酬相对较高，可以支付城市中心的高成本。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后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最主要经济动力。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当地政府对该地区的动员和配置能力，动员能力是地盘问题，如果地盘小则可以扩大城市边界来促进城市化。另外，需要很好地配置资源，如何配置功能、解决就业是促进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关键。
第二，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规律形成，非常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现代中央商务区（CBD)，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例如纽约的曼哈顿积聚的财富占美国全部财富的1/10。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就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
第三，“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念是指盖房子的密度，而这里讲的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是一种“经济容积率”，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这导致非生产人口居住的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受到限制，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提出了税收“亿元楼”的概念，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提高这个指标，只靠一个“亿元楼”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亿元楼”，这就要求提高“经济容积率”。
第四，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将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由于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没有实体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有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
第五，消费的转型与升级。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其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2009年前9个月居民消费仅占总消费额的34%，即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新的消费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
第六，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劳动如何与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相交换呢？
第七，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就业的必要渠道。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活动，多数是以政府管理的面目出现的。公共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既需要相应的从业人员，其创造的公共产品也应计入社会总产品。但是现在供需存在矛盾，公共需求量大，而各机构却在不断地精简。事实上，不可能使用更少的人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出现这些矛盾的原因在于，相当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没有进入社会劳动交换，而是呈现出一种纳税人供养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是错误的。实际上，公共服务部门应该成为重要的就业渠道，使公共部门的劳动市场化。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是现代国家政权运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政府职能延伸的重要方向。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成为居民增加就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
经验二：组织创新与商品市场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从搞活商品流通开始的。随着放宽市场准入的领域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领域的经营形式愈来愈多样化，商品流通组织呈现不断分散化的趋势。如何克服商品流通组织分散化与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矛盾，成为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新课题。制度经济学可以对中国商业改革进行解释。从制度需求角度来说，大量新的小型商业流通组织需要市场的组织化，达到与市场需求的衔接，新的市场主体要求提供分工发展的制度供给。在制度供给方面，商品市场的组织创新与推进商品市场建设的政策与措施，提供了新的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一）中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的两个轨迹
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城市中心大中型商业流通组织（包括供销社）为载体的区域性商品流通组织经过改制或吸引外资，引进了现代化商业流通技术、经营管理技术和经营模式，各种商业业态得到空前发展，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企业松绑促进了分工，派生出其他服务业，如物流、商业服务业、商业地产业等。二是，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体系，成为90年代初期以后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早期一些商品市场，特别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自发形成的，设施简陋、交易品种少、运销方式原始简单。政府部门借鉴和总结了民间的经验，出资兴建了场地比较标准、交易品种较多、交易方式比较规范以及提供工商管理、税收服务等内容的商品市场，成为商品市场建设的新标准，从而吸引了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商品市场的兴建。商品市场不仅成为广大分散的小商户的组织者，而且成为其他服务供应商滋生的土壤和磁场，运销组织和各类中介组织、经纪人都不期而至，围绕着各种商品流通，产生了各种服务业态。一般来讲，商品市场的特点是，存在一个业主，该业主开始是政府、后来是私人投资者，建立市场似的建筑物，通过招租招商收取租金。这形成了小商户、大市场、多服务的商品市场特征，中国40%的商品流转是通过这样的商品市场实现的。
我国商品流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其客观必然性。发达国家商品流通组织形式，如大型超市加上连锁经营、巨型跨国商贸集团加上供应链管理等组织结构和经营形式，既需要商业资本足够积累，还需要城市化基础设施空前完善以及商业先进技术与管理，特别是商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的供给。而这一切，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都还刚刚开始，即便到今天，这些条件还仅在少数大都市初步具备。因此，我国商品流通的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不可能一步跃进到发达国家的模式，而需要走土地资本化道路来创建商品市场，通过流通组织变革和组织创新来实现制度变迁，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变革产物和创新形式。
从商品市场体系来看，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商品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领域不断扩大，各类商品市场得到空前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消费品市场61535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26902个，农副产品市场26280个，工业消费品市场7042个。[1]通过这些市场交易的商品销售额已占全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1/3,初步形成了农副产品（含粮油"日用工业品、生产资料
的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商品市场体系。
我国商品市场服务业的模式是，商业地产商（市场业主）+分散小商户+各类服务供应商+公共服务部门。这就是我国30年改革中商品流通体制的组织创新，它不仅实现了小商户与大市场、大流通的衔接，而且成为各类各式服务业发育的重要摇篮。也就是说商品流通的组织创新是扩大分工、延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商品市场发育阶段及义乌经验
商品市场的制度变迁不仅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而且降低了服务业发育成长的制度成本。商品市场有三个不同的发育阶段。第一阶段，地摊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最初级形态的市场，经营的商户以散户为主、经营场所不固定、游击经营；地产商是典型的“地主”，以收取租金为唯一经济利益；市场的功能只是单一的商品买卖。第二阶段，柜台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改良型的市场，经营的商户主要是个体商户，但经营比较稳定、有固定场所；地产商以租金收入为主，但提供有限的和不完善的服务；市场功能也已经从单纯的商品买卖发展为以商品买卖为主兼有少量售后服务。第三阶段，店铺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比较高级形态的市场，经营的商户已有相当比重的公司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管理规范化；地产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转变为服务供应商，其收益已从租金为主转变为租金与服务收益并存；市场功能已从商品买卖基本转型为商品流通加上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如物流、品牌展示、新品体验、会展博览、客户服务等。在第二类改良型的商品市场中实际已经孕育了服务业发生的因素，如售后服务和运输服务，加上必要的公共服务。而在第三类高级形态的商品市场中则蕴藏了许多现代服务业发育成长的因素，如公司经营户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像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客户服务、融资保险等；商品市场除了提供包括地产商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之外，市场本身也需要得到各种服务，如市场形象设计与推广、广告与宣传、信誉维持与提升、融资与保险等。商品市场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创造点，通过商品市场的建立促进地区发展。
义乌的经验，是市场功能向“贸工服”全面转型的典型案例。义乌商品市场的功能最初与别的市场基本相同，都只是从聚集交易、沟通信息、促进买卖开始起步，所不同的是，义乌市场不断向新的产业链扩展和延伸。首先是通过商业资本的积聚引导和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产业支撑体系，保证小商品市场低价格的竞争优势。然后是在吸引商业经营者的基础上，从地产资本和商业资本中不断分化出服务业资本，不断扩大分工分业，促进市场功能更加综合化、服务化，同时不断吸引各类服务供应商加入市场的经营，包括会展博览、旅游购物、物流服务、酒店服务、金融服务等，使市场在产业延伸中不断增加产业的附加值。
图一
(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道路
全国城乡已经建立大小共&万多个各类消费品市场，其中包括几个期货市场，仅广州一地就有近千家专业市场。不过对绝大多数市场来说，虽然兼有零售和批发功能，但交易形式简单，基本没有期货交易和拍卖交易，都是现货交易和租赁小商业店铺交易形式，大量市场实际上是集聚贸易商家的大卖场；经营市场的投资者只是商业地产商，而不是市场服务的供应商。因此，完善商品市场功能，就意味着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要做大做强商品市场。所谓做大做强是针对市场中的两类微观主体，一类是商业地产商，它不仅要把市场规模做大，而且要使自身的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转化为服务资本，同时也才有可能吸引其他服务供应商进入市场；另一类是市场中的经营商户，它的质量也关系到市场功能的延伸。存在大量的小商户是必然的，但要尽量吸引公司化企业进入市场，只有更多的公司化企业入驻市场才能提高市场的质量，也才能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第二，要增强金融机构和政府对市场的公共服务。除了通常见到的金融商业服务和政府提供的工商行政、税务服务以外，公共服务的内容还很多，包括需要市场建设规划、需要启动土地资本化手段发育壮大商业地产资本、利用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商业资本积累，并通过税收等其他政策杠杆促进商业资本转化为服务资本；还需要促进市场的信用建设、加强商品技术与质量的服务监督，等等。
第三，发育为市场内经营商户服务的功能。如果市场内的经营商户多数都是公司化企业，甚至是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中的延伸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它必然需要许多服务，如产品研发功能、市场调研和咨询功能、品牌推介功能，利用这些功能来引导企业去寻找新的细分市场和新的消费群体。品牌的培育虽然主要是生产企业的责任，但市场的推广也十分重要，增强市场的品牌推广作用，既是市场服务的内容，也是提升市场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第四，发育为市场服务的各项功能。其中物流服务功能往往是最重要的，特别是第三方物流服务，是吸引服务供应商进入市场参与经营的重要标志，只有足够的物流业务量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才能有效吸引物流服务供应商的进入。其他如职业教育功能和消费体验功能等服务也都是市场建设中可以考虑的内容。此外，有条件的市场，还要增强国际经营的辐射力，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请进来”，另一方面是“走出去”。
经验三：外包与供应链管理
外包是中国人对outsourcing的习惯翻译，其实更贴切的含义是“取得外部来源”或“外部采购”，例如服务外包是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其含义是企业将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助性的业务活动分离出去（外部化"由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来承担，企业以市场交易方式来购买它们的业务活动或产品，这样可以提高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一）科斯的市场交易理论
科斯提出“企业的边界”问题，即企业的规模应该多大。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之间的选择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即企业的边界由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化成本的均衡点决定。这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是选择市场购买还是企业内部设置的决定因素。
对科斯理论的两种验证，一是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外包经济学理论，但那时的企业战略是追求规模经济并减少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企业发展是沿着大规模、综合性、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理论被验证的是企业的边界在扩大这一种情况。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斯的理论被另一种情况所验证，由于席卷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发达经济体大企业中劳动力成本昂贵，信息技术革命和其他技术进步使大量原有技术和设备提前进入产品生命周期“标准化”阶段，企业设备重置成本大大降低，突显了原有大企业内部成本的不经济。
随着交易成本的转变，跨国公司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外包模式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流行于发达国家。特别是90年代后许多跨国公司实行了经营战略调整，其要旨就是把原先由内部提供的生产和服务环节转移到外部，重组企业的生产体系，通过合约来购买外部优质的资源，包括原先由内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这种外部化的经营战略调整，不仅促进了新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发育成长，而且还使一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例如IBM公司的变化，之前一直以“硬件制造商”的形象来给自己定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它利用全球的售后服务网络，使自己转变为既是制造商、又是经销商，从而把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进入90年代，随着BM硬件中的传统支柱产品进入衰退期，公司开始了从制造商到服务供应商的彻底转型。2004年12月8日，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IBM的PC部门，使BM公司完成了从制造商向信息服务供应商转型的跨越，客户服务成为主导，通过客户服务供应链控制其制造和销售。公司业务说明，WM的转型取得了成功，2007年服务业务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了50%。
(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情况
从实践上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产业集群区中的企业，不少是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企业集群。不过这种专业分工协作的市场交易安排多数是由境外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的，不仅是被动型的专业分工协作，而且许多服务环节由境外公司提供，没有在境内发展起服务供应商，如研发设计、物流、供货与销售、广告、贸易融资等。而在外商投资较少的地区，或是开放型经济有待发展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更不发达，企业的价值取向仍然是朝着大规模、综合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外包困难，而外包困难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很大进展，但还很不完善，市场交易成本高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经营环境有待改善，企业交易关系缺乏诚信现象颇不少见，债务拖欠屡见不鲜；公共服务或缺乏、或质量不高，如投资咨询、法律中介、会计事务服务等，除了质量问题，还存在虚假问题；政府服务中也存在营私舞弊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导致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甚至导致市场失效。
其次，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内部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劳动者工资，企业用工成本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供给得到控制，而且相对容易得到补充，因此不存在外部更廉价的、效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供给来源。尽管企业扩大存在由等级制度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员工队伍良莠不齐、要素匹配不经济等组织管理成本上升问题，但比起市场交易的高成本还是经济得多。而且企业边界扩大还存在实际的激励因素，企业朝着大规模方向发展，往往还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用地规模增加、而土地租金不增加的好处。
最后，设立专业化的外包新企业的交易成本很不确定。设立新企业，要与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通过许多行政审批，交易成本极不确定，人们都把它视为畏途。而且，新设立企业要有新的纳税账户，如果内置于原企业，那就只要共用原企业的纳税账户，从税务成本看，新设立外包企业很不利。
这些就是我国企业外包或外部化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难以通过企业外包发展服务业的原因。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绕过我国自身市场交易成本较高这个问题，利用国际市场交易来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我国需要努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原因。
(三）克服市场交易困难的国际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一方面是不断剥离自己的非核心、次要和辅助业务，不断外包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和巩固以自己为核心或为龙头的供应链体系，形成供应链体系内部市场，对该体系市场实施供应链管理。供应链体系的内部市场是由股权安排与非股权安排两类实体组成，更多向非股权安排发展，由此，供应链管理成为新实践。在西方，供应链理论一开始归为营销学，后来归为企业管理学，在跨国公司付诸实践之后，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相联系，被归为国际经济学。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实践提供了克服市场交易不确定性的新思路，把实行专业分工、减少企业内部成本与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跨国企业经营战略的新理念并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格局。市场竞争从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供应链体系之间的竞争，竞争优势往往不取决于个别企业的特定优势和效率，而取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跨国企业的影响力也往往不取决于核心企业的资产规模和股权控制状况，而取决于核心企业所管理的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交易规模和辐射范围。
娃哈哈矿泉水是我国在服务型制造业方面的成功案例。娃哈哈矿泉水，是一个营业额超过500亿元的企业，其矿泉水的生产很容易被复制，但是复制并不成功。原因在于娃哈哈矿泉水运用了供应链原理，即不断把矿泉水生产外包，并不断在全国各地建立营销网络。尽管生产外包和营销外包，但都使用娃哈哈的品牌，并由杭州娃哈哈核心企业管理整个供应链体系，在节省投资和企业成本的条件下，极大提高了娃哈哈品牌的影响力，也是一种品牌收益。
(四）发展现代服务业新路径
通过专业分工和外包，再通过供应链整合生产组织体系，构建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发展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产品具有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特性，必然伴随产品客户需求，更易于发展服务型制造企业。组织供应链通常是核心企业，它依靠优势资源成为核心企业，这种优势资源不一定是资本或技术，也可以是品牌、甚至可以是最终用户的认可和信任。商贸企业也可以成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路径，例如香港利丰集团就是从商贸企业转变为组织管理供应链的大型服务企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政策与措施
(一）体制改革
第一，逐渐打破垄断、建立有序竞争市场。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银行、保险、电信、铁路、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所有制结构单一，造成服务业部门只依靠国有经济部门投入，社会资源流入不足，而且弱化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在产业发展中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改革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可以是做大做强，也可以是做专做强，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采用传统甚至陈旧的生产模式，多数实行“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经营管理模式。那么企业是否可以做专做强，企业外部化成本问题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事业单位改革。发育服务业微观主体应当把事业单位改革考虑在内，我国许多事业单位事实上承担了很多生产性服务的功能，但没有市场化，削弱了微观主体和市场发育的潜力。其中，行业协会转型是微观主体发育的一个现实途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行业都有转型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高校中的技术研究中心，其实际上就是服务中心，但是转制存在问题。首先，能否通过知识产权进行注册；其次，高校对研究人员一边担任老师一边创建服务性企业存在争议。如果不当教授，则没有科研项目，也就不存在市场化的技术，那么服务性企业也没有办法继续经营，因此，只能放弃创办企业，只是建立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发票，无法统计收入，这种研究中心技术服务的价值没有被计算在国民收入核算当中，而且没有价格，市场不透明，没有竞争。
第四，完善利用外资方式。服务业吸引外资主要涉及开放的问题，例如大量发展物流业。目前我国物流企业不下十万，但是真正具有现代物流技术的企业屈指可数，如果引入外资，则涉及开放问题。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企业居多，而且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呈现“二少一多”特征，即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需求少；产品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产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
第五，发育市场。放宽市场准入，形成合理竞争；增加资本形成，要有无形资产的股权制度和相应政策；内部服务外部化，增加市场主体；放开服务价格，形成市场定价；改善政府服务，制定鼓励和优惠的财税政策。
(二）政策措施
第一，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城市居民都处于社区当中，街道是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下一级是社区，北京的社区相当于京外的乡镇政府，但是社区到底有哪些公共服务并不明确。应通过体制创新，发展医疗、教育、健康救助等社会性服务业。吸引人才和要素供给，创造有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实现要素积聚，解决民生发展的需要。
第二，利用开发资源。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形成自然旅游休闲景区，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利用人文和传统文化资源，形成人文观光旅游；利用农业开发资源，形成农业观光旅游；利用工业和工业遗产资源，形成工业观光旅游。但是利用资源具有局限性，如果没有资源，如何发展服务业？中国名山大川很多，但是依赖于这些并不一定可以形成旅游资源，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大多是人工造就，例如迪斯尼乐园、拉斯维加斯。所以，只有先发展城市，才能更好地发展旅游业。
第三，当前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带动发展服务业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和计算机软件服务、互联网运用系统集成服务等服务业蓬勃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兴行业，同时也不断改造了原有的传统服务业。特别是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展，极大带动了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最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行业之一。新兴服务业成长性开始显现，2004年和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其中，发展较快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增加值在这两年占GDP比重保持在2.6%左右，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保持在3.4%左右。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人力资本问题和金融服务问题。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例如软件外包业务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接单能力，企业没有抵押品，银行不愿意贷款等。这些方面是面临的具体实践问题，需要通过实践克服发展中的问题。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王姣娜
On Experience and Theor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Pei Chang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i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during three decad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thus explored the alternative paths to develop China’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Urban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generated the greatest de mand and centralized demand for service industry，but also created the industrial scale mar ket infrastruc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The commodity market service model，including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erchant (market owners)，scattered small bui nesses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ders &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rad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kinds of services.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xpand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te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Externalization of business strateg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and pushes part of th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ransition to service enterprises.
Key word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urbanization； commodity market； outsourcing and supply ch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