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亚斯•米德尔（Mathias Middell)是德国莱比锡大学全球与欧洲研究学院院长，德国“跨民族史”专业论坛[1]及全球史期刊《比较》[2]的主编。1990年代初期他将发端于法国巴黎的文化交流研究引入德国莱比锡，以“密切相关”和“彼此互动”的思路来解释18世纪以来德国和法国社会的变迁，推进德国世界历史建构方式向跨民族化转变。他将文化交流史与全球史结合起来，主张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同时亦认为全球史不仅是文化相遇的幸运史，也是争权夺利的冲突进程史，因而提请人们带着批判的目光审视全球化进程。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起全德第一个跨民族史的国际博士学位和全球研究欧洲硕士学位，并成功地组织了两届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大会。自1988年以来米德尔独立或与人合作出版了9部专著，主编或参编了38本论文集和书籍，并写作了近200篇论文和文章。其著述内容涉及法国革命、法国现代史、19、20世纪史学史、民主德国史学史、现当代德法文化交流史和跨民族史领域。他曾作为博士交换生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并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大学、喀麦隆雅温得大学、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等机构访学或担任讲座教授。不久前，米德尔教授应邀来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史论坛，笔者得以就跨民族史学的一些问题向其求教。
问：米德尔教授，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史学研究悄然经历着一些转变，显现出对跨民族研究的热衷。您能否描述一下这种转变的表现形式及主要特点？
米德尔：在1990年代史学家对跨民族史确实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不是说跨民族性的现象到这时才显露，这种现象事实上自18世纪以来就可以观察到。此后不断有研究者对跨越国界的问题，对跨民族交织的感受问题发生兴趣。1990年代所转变的只是人们对各个社会宏大叙事的态度。因为随着全球化讨论的兴起和冷战的结束，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即我们该如何设想未来的世界。一部分人认为边界在未来不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把这部分人群概括地称作福山的拥护者，因为他们认定旧的社会模式将被自由主义的社会模式所取代。另一部分人认为，边界，尤其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及亚洲文化之间的文化边界将一如既往地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边界导致冲突，这种冲突同样具有跨越边界的特征，可以把这部分人群称作亨廷顿的拥护者，亨氏以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为北美外交相应的举动提供了关键词。
无论认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均质还是认为世界充满冲突，得出的结论都会一样，那就是:世界各部分之间结合紧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与此认识相吻合的历史观。有关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紧密结合的例证举不胜举，从新的地缘政治的思考到移民的经历，后者生活于自己故土以外的社会，其在外的散居活动既对祖国，也对居住国产生了影响。在经济界，商品链不再主要局限于一国边界以内组织货源，不仅大型的康采恩，就是中型企业也将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或者甚至研发环节迁移到他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其生产进程。另一方面这又对通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计算机的广泛流行引领了一场通讯革命，同时也引领了一场运输业的革命，因为在产品链内半成品和原料需要输送到相距越来越远的地方。这一切促使史学家思索当以何种方式切入对当代与未来社会的讨论，这就使得跨民族史、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概念流行开来。这还不是一种整体现象，大多数史学家仍继续编纂着区域或民族史。但是，跨民族史1990年代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以至于今天不再有人怀疑这种史学编纂的必要性，尽管对于跨民族史应该如何编纂，这种编纂如何区别于传统历史等问题仍然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1990年代在许多国家里新一代的史学家开始活跃起来。由于需要在查阅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写作博士论文，档案材料不仅仅散布于自己的国家，这一代新的史学家切身体验到跨民族性。我认为这些跨民族史学家的跨民族实践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新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导向文化中心主义的相对化。史学家仅仅了解一种文化环境，也就是他们自己历史的文化环境，或者他们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的文化环境，构成了滋生文化中心主义的土壤。年轻的史学家们越是经常性地出国去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参加国际性的专业会议、暑期课程、研讨班，去国外留学或者参与项目，他们受自己本民族历史叙事的约束便越小，因为上述学术活动不会只按照他们自己国内史学代表人物民族史学编纂的等级框架来构想。
问：德法文化交流研究在德国跨民族史兴盛的过程中起了何种作用？
米德尔：文化交流研究也同样诞生在人们对超越国界的进程表现出浓厚兴趣的语境中，起源于法国的德语语言文学界，开始时并不关涉史学的课题。人们探讨如何定义民族文化以及那些来自于另一种民族文化语境，但却对一种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意义的作家的归属性。法国文化交流研究始于对海因里希•海捏的探究并非偶然，这位德国诗人长期客居巴黎，对法国文学显现的重要性不低于对德国文学的重要性。文化交流研究紧接着聚焦于19世纪法国的德语语言文学家以及他们对法国文化学理念的萌生所产生的影响。这个课题追踪的也是才智和人员的交流对民族文化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许多法国的德语语言文学家来自于德语区，后来才加入法国籍。
再后来文化交流学者将视角转向了法国的大学模式，他们发现19世纪晚期德国围绕大学改革展开讨论中的许许多多内容后来为法国大学所借鉴，被视为法国同一性核心部分的大学原来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德语语言文学家的辩论直到这时才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从前者的专业性辩论中获得某些启示。文化交流研究于1990年代初期从巴黎经由莱比锡传入德国，柏林的史学家在接纳交流研究这件事情上犹豫了很久。文化交流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一种文化是否有意愿向另一个文化空间输出其文化元素，并借助强权或媒介结构的优势贯彻其意志，对文化的融合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文化融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接纳方引进他种民族文化、吸取外来文化元素的冲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吸取或学习的过程构成现代化决定性的推动力。这就意味着，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可以观察到的加速度与各个国家之间交织增加密切相关。虽然不能说现代化的灵感来自于外部或内部，但恰恰是内部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吸收外来元素的动因，外部的启示，对现代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吸收常常首先经由个别中间人展开，全然没有借助于宏大的群众运动。这就使得传记文化史比先前居统治性地位的研究大群体的社会史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这些中间人依靠一套现成的、合适的媒介系统在本文化中推进吸收进程。吸收进程的落脚点在于将外来文化元素纳入一种固有的文化，吸收时人们既可能公开承认所吸收的文化元素的外来性，将其视为本土文化异域化的过程，当然也可能掩盖其外来的属性，给人造成一种全然本土性发展的印象，尽管这种发展在根本上受到外部启示的推动，正如上述法国大学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
由此，文化交流首次提供了一种如何具体地展开对跨民族性问题研究的方法上的手段。因为要求重视对跨界进程的研究是一回事，而应该如何展开相应的研究又是另一回事。
问:1990年代中期围绕比较与交流，也就是跨民族史研究的两种方法德国史学界开始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有哪些方法上的认识获得了普遍性的认可？
米德尔：这的确是一场有关比较与交流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讨论始于1993年柏林的一场学术研讨会，组织者原本计划对比较史学的成就做一个总结，并强调对民族社会、文化、较小的单位如区域、城市或社会群体之间展开比较是跨民族研究的至上之道。比较史学家希望借助跨民族性讨论的东风，却受到文化交流研究创始人之一的米歇尔•艾思潘（Michel Es-pagne)的严厉抨击。他的论文没有被收入柏林研讨会的文集，1994年才在法国杂志《起源》(Genese)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艾思潘阐述了比较的局限性，他强调指出，与其承诺相违背，历史比较的研究方式恰恰不是跨界的。在展开比较之前，人们首先要学术地分别定义所比较的单位，这就意味着，比较包含下列预设，即比较的两个单位以分开的形式存在，这就忽视了所比较的两个单位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此康斯坦兹的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Jurgen Osterhammel)做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为了获得某些专题的比较结论，比较必定要将两个比较单位去关联化。与综合性地阐述跨民族的关联相比，比较的代价实在高了些。在比较史学家与交流研究代表人物后来的争论过程中不断有调解的声音出现。一部分人认为必须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因为两者都具有某种优势。另一部分人指出，比较并非一种划一的方法，有着各种各样的着手方式。我本人发表在《比较》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有过阐述[4]。1928年马克•布洛赫在那篇论述欧洲社会比较的著名文章中即提到[3]，比较必须注意到比较单位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在展开这样的比较时他也只是提相似性，而不提共同性。还有第三种调解比较与交流研究争论的可能性，即指出比较当然是交流的一个要素。因为只有事先选择出对本社会至关重要的内容，之后才会去吸收它，这种对应当吸收的外来文化元素进行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的过程。也就是说，比较是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即也去进行比较，看哪些社会展开的一种或另一种交流进程更加深入，或者说哪些社会更善于学习他人。就此而言，比较与交流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结合。只是第一种说法我认为不太令人满意，它只是假设比较与交流的组合可能，并没有从方法上做进一步的思考。尽管跨民族研究的许多流派迄今仍然忽视两种方法的细微差别，但不容讳言，15年来比较学者与交流学者之间展开的争论极大地丰富了跨民族史的方法论。
问：您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德法文化交流，迄今已经发表了一批学术著作和文章，从德法文化交流研究这里您转向了全球史的研究。德法文化交流与全球史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关联在哪里？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网络又是怎样诞生的？
米德尔：我确实从德法文化交流研究这里开始了全球史研究，但是对全球史产生兴趣、获得灵感的时间却要早得多。我的老师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和曼弗雷德.科索克（Manfred Kossok)在莱比锡从事比较殖民史和比较革命史的研究，他们很早以前就坚持只有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视域才恰当的观点，在求学阶段这种观点就传递给了我，相比之下德法文化交流研究的作用倒显得间接，不过后者帮助我看到了我老师们所从事的比较研究所存在的方法上的欠缺。这也是在上一个问题里我为什么强调1990年代跨民族史方法的完善是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的原因。这种对全球史的兴趣在1990年代的莱比锡逐步地机制化，这种发展在两德统一，许多原有机构被解散的背景下实属不易。2001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资助莱比锡大学设立了名为“18世纪以来的跨民族化与区域化”的国际博士项目，主要招收国外学生来这里攻读博士学位。这个项目的反响之大令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到50多位博士生。在这个博士项目框架内我们每年都举办暑期课程，2002年这一年里曾邀请来一批从事全球化历史研究的欧洲史学家，如伦敦的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an)，当时在莱顿、现在在维也纳授课的德弗里（de Vries)，以及其他来自意大利、法国、波兰、奥地利和俄国的史学家。由暑期课程人们想到有没有必要用某种机制来维护大家对全球史的兴趣。当时的计划是：第一步，先开辟一个研究网，伦敦经济学院的帕特里克•奥布赖恩贡献卓著，他开辟出全球经济史网，使围绕专业会议而产生的密切交流成为可能。第二步，试图在欧洲层面设立一个学位，将全球史的研究成果传授给下一代学子。这个学位2004年在莱比锡，2005年在维也纳设立起来，在伦敦，全球经济史项目早就有。上述三所大学与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共同向欧盟提交了赞助设立全球研究硕士学位的申请，获得欧盟批准，项目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非欧洲国家的学生，一个真正的欧洲合作项目诞生了。1991年创刊的学术期刊《比较》成为这个国际联合体的会刊，副标题在几年前改为《全球史期刊》，每年发行六本，开设全球史的不同专题。第三步，这种国际合作需要召集大型的欧洲会议来增强研究者之间的凝聚力。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网络随即诞生，2005年夏天第一届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大会在莱比锡举行，2008年第二届大会又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大会原计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却没有成功。2011年的大会主办地将轮到伦敦，这就为一个由300到400位研究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的欧洲史学家团体搭建了一个定期交流的平台。2008年这个欧洲项目突破了欧洲的范围，开始向全球扩展。我们创建了一个世界史研究机构网，与欧洲网类似的美国网、亚洲网、非洲网已经建立，类似的拉美网也正在筹备之中。
2008年在德累斯顿大会上决定将上述区域网联合起来，在2010年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下一届世界史学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将申请加入世界史学家协会。此外，2008年5月在全球研究欧洲硕士专业的倡议下，一个世界范围内全球研究领域硕博专业的联合组织成立，有28所大学加入了这个联合组织，我们衷心地希望未来几年这个组织得以扩展。全球研究联合组织下一届年会将于2009年10月在莱比锡召开。
问：莱比锡大学终于成为德国世界史与全球史的一个中心。您认为世界史与全球史编纂需要哪些机制上的前提条件？有史学家认为世界史和全球史不是一种乌托邦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编纂，因为世界史和全球史学家不可能精通几门语言，他们大多依赖于第二手材料。您怎么看待上述说法？
米德尔：从我列举的事实中您会推断出，为把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史学家们联合起来，莱比锡做了重要的组织工作。由于众多的博士生带着自己的项目来到莱比锡围绕全球史或全球史的某个方面做博士论文，
莱比锡也就成为全球史的一个研究中心。关于您所提到的全球史整体构思上的某种乌托邦特征，这里关键的一点我把它称之为全球史的“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对此美国史学家迈克尔•盖耶（Nichael Geyer)和查尔斯•布赖特（Charles Bright)是这样说的：重要的不再在于去生成史学家头脑中的世界统一体，重要的在于，这个地球上的人们每天通过他们具体的相互交织的活动生成着世界统一体。这也影响着全球史研究的构想。诚然，我们偶尔也因需要汇集了对某一个历史阶段或者甚至于整个世界史研究成果的综述，但是我认为综述性的书籍远没有个别研究重要。这种个别研究聚焦于全球交织的行为者。正如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提到过的，全球交织的行为者可能是远离故土，却安排几重大洋之外家人生活的劳工移民-可能是知识人构成的网络，通过交换电子邮件一起开展某项发明-可能是生产商，点击鼠标把他们的半成品发给下家-也可能是成员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区域，本身即构成一类种族融合的家庭。
上述的个别研究数不胜数，因为这个地球上的人们每天生成着新的形式的全球交织，在这方面来说全球史视角与这种交织的社会学研究的界限也就模糊起来。以往在社会学与全球史之间划出的区别失效了，以全球史的视角把握这类研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不仅看到现今，更要对这种交织始终追问一番，它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还是一种通过深究可以挖掘出更悠久历史的现象，从全球交织的这种传统中我们是否可以学到什么。这里所说的学习也包括面对许多全球化理论家的危言耸听保持一份沉着镇定。他们断言，当今世界变化急速，言下之意是，我们所有的经验也同样急速地失去价值。学习也意味着追溯文化技巧，或者促使人们去注意这种文化技巧，这种在过去的历史阶段里用来驾驭全球交织所带来巨大挑战的文化技巧，已使自我的同一性得到发展。
历史学家在此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化的角度驾驭当今的全球化。在目前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中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人们一再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前人是如何面对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其实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也不是第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我们的前人积累了许多措施应对这样的危机。在我看来非常有必要强调，全球史不主要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某种根本上统领着世界的机制的综述和阐释，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它是一种研究方向，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相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使人们明辨事实：全球化决不是一股向我们涌来，均匀地奔向世界每一片土地的命定之潮，全球化也是精英们所推行的一项从全球的不平等中谋取私利的计划。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研究有助于我们改变世界，至少让我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的存在，也许还足以令我们震惊，以此推动世界在某些方面消除这种不平等，尽管在世界上全面消除不平等现象几乎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
全球史学家当然有必要不仅熟悉几种文化环境和档案库存，也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外语，这样才有可能加入到相关国家的讨论之中，接触到各种历史编纂的成果。在一个英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世界里确实也有全球史学家只了解一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因此无法领会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在一个全球交织的世界里各种政治计划之间的联系。当不同国家的史学家参与这种讨论，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的争论不再仅限于说英语的史学家时，对依赖于一种语言研究全球史的批评之声会更加激烈。为避免误解，在此我想指出，恰恰许多英国和美国的史学家在区域研究领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他们精通其本民族史以外的一个领域，能读懂多种语言有关这个领域的文章。在仅针对美国读者的发行物上如果看参考书目，这一点不是始终能够反映得出来。从我在美国大学的教学经历中我感受到，迫使那里的学生意识到他们面临多语种学术世界的困境尤有必要。
问：德国或欧洲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学家有哪些理论和方法上的进展？
米德尔：要总结德国或欧洲全球史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新进展不太容易。我觉得这里涉及四个大领域，一个是经济史，主要英国在搞，研究贸易、工业革命和现代商品链的全球化。在全球史编纂这个范畴内定量研究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心问题在于，当今世界的不平等是如何形成，在19世纪如何加剧、凝固下来的-存在哪些机会突破这种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不平等。另一个领域涉及全球关系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如联合国体系、超国家组织如欧盟、东盟、非盟，追寻在全球交织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作用，探讨城市意义和权威的增长，无论是全球化大都市，还是对全球交织而言较小的城市中心都在探讨之列。我把有关新的全球公民社会诞生的研究也划归这一领域，它关注以非政府组织和协会形式体现的公民社会结构的作用问题，探讨它是否不仅在发展政策与西方社会模式的传播方面，同时也对全球的内在关联普遍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全球交织的进程都能纳入传统政治的路径。第三个领域涉及帝国史和殖民史，或者殖民给殖民地及宗主国所带来的后果。这种研究开始时主要集中于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也参与了部分工作，现在则在殖民历史更为短暂的国家里也开展起来。人们研究殖民的政治一道德遗产，研究18到20世纪帝国的关系在过去的宗主国文化上所打下的烙印。撇开海外的殖民地谈论欧洲今天的历史无疑不再可行。第四个领域涉及跨民族的人员流动。移民史和在外散居的宗教或民族团体史备受关注，“跨民族空间”的概念产生了，这是指由那些跨国生活的人们所创建的新的空间格局。在这种空间格局中生成出一种文化同一性和一种特别的政治经济，也可能衍生出一种特别的政治忠诚来。沿着在我们莱比锡深入探讨过的问题我想试着归纳这个过程，即全球化是否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下人员、物资、资本和商品的跨境流动以新的方式为人所操控。新的政治秩序要求新的空间结构相匹配，对此萨斯克雅.萨森（Saskia Sassen)也做过一番思考。上述研究的出发点与新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与文化史，也与普通史学在政治、移民与经济方面所获得的新知相联系，由此发展出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将地球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始终在变换秩序的单位来研究。
我认为上述出发点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充分地展开，许多地方的许多行为者在尝试着做，我把它看成当前以历史科学的手段进行的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政治讨论的一个部分。
我们发现，正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民族国家的空间秩序也不过是历史地生成的空间秩序，因此并非永恒。我们亲身经历着秩序的短暂性，秩序的形成过程因此值得探究。19世纪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一个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的秩序在19世纪奠定，这个民族国家的世界既具有跨民族性、超民族性，又具有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特征。视野向纵深发展，进而去追问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世界的空间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对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异同展开系统的比较，并思考为什么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世界的帝国秩序被社会共同生活与全球的交织的一种更有效益的组织形式，即民族国家所取代。
这里仅列举了几个新的研究出发点，其他的研究出发点目前还在深入讨论之中。例如柏林有一个新的项目已经开题，它研究工作的全球特征，提出了下列问题，即我们所熟悉的18、19世纪以来的西欧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关系是否真是世界上劳动关系的标准形式，还是仅仅属于多种劳动关系构建中的一种？殖民关联研究提出了自由雇佣劳动关系只是多种劳动关系中的一种的观点。
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的项目，它们在目前引发出有关全球史解读多种声音的讨论。我认为，正是前面已经解释过的经验转向和研究出发点的多样性使得全球史这个领域散发出魅力，吸引着年轻学者加入其中。
问：欧洲世界史和全球史学家在哪些项目上展开了合作？
米德尔：欧洲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受到欧盟和一些国家的组织，如德国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和英国皇家研究院计划（British Royal Academy Programme)的支持，也包括资金上的支持，这对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已提到过的全球经济史网络得以创建，它由英国一家私人基金会提供资助，使全球15个国家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一个项目题为“民族史书写的跨民族挑战”，该项目汇聚了25个国家的上百位研究人员。
整个欧盟人文与社会科学2006年至2013年期间的研究计划即定名为“世界之中的欧洲”，采用比较的视角，也采用关系史或交流史的视角研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由此看来，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具体数目几乎无法估计。其中有的项目只研究当代和全球化对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影响，有的项目则追踪历史。
在欧洲世界史与全球史网络上北欧的全球史学家围绕全球化中的欧洲特色问题形成了一个谈话圈——其他一些团队以全球视角展开18世纪比较史研究——最近几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史学家召开了几次很有意义的专题会议——许多欧洲史学家将会在今年的几次史学大会上相聚，他们合作出版论文集，合作展开1989年的转折特征的课题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两个并行的进程，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正在展开，也包括历史角度的研究，另一方面一个欧洲的研究空间正打造成形。欧盟致力于把来自不同民族讨论语境的研究者集合在一起，以开创出一个研究者的欧洲空间来，在这个空间内受“苏格拉底计划”赞助的大学生可以到其他国家留学，年轻学者通过申请奖学金可以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访学，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可以获得资助与国外同行合作开展教学项目。
总体来看，在这个领域呈现出一种研究景观的欧洲化现象。
问：全球视角的德国历史编纂或欧洲历史编纂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全球政治之间有没有关联？如何避免一种新的历史目的论的形成？
米德尔：历史学家对全球化的兴趣与正在演进的全球化之间当然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联，这在回答前面的提问时已经提到过，我把正在演进的全球化理解为确定各自社会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项政治规划。在这样的视域内全球化对于欧洲联盟具体地意味着：在一个全球相互交织的格局下欧盟寻求自己的位置，同时也为她的公民寻求利益。就这点而言，当然始终存在把解释过去几个世纪里全球化如何演进的全球史的分析与作为政治规划的当前的全球化相混淆进而与全球史建立起一种目的论关系的危险。在这种目的论引导下那些在今天看来符合人们愿望的发展进程就会被当作一种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也许甚至于作为一种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的天然结果加以呈现。
然而恰恰在欧洲我们积累了这种目的论危害的丰富经验。目的论危害表现在西方优越的观念和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殖民语境和帝国主义语境下欧洲人对其他民族文明化的使命感，这种观念和使命感在去殖民化和当今世界多样和多极的背景下出尽洋相，遭遇抵触。正是往日的欧洲中心主义构成对欧洲人的一种警告和抵御全球史目的论危险的某种保证，不无讽刺意味。但是我无意否认，欧洲的历史文化仍深受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欧盟“世界之中的欧洲”题目下的框架研究计划也可以说是对过去自大优越的欧洲人的一种自我疗法。
在这方面全球史学家可以贡献一份力量，促使欧洲人意识到今天被我们视为欧式的事物其实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也是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产物，其他文化的人们以自己所付出的劳动，有时也以所遭受的苦难为这种所谓“欧式事物”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想一想欧洲从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中或者从世界广大的殖民地区中获取的利益吧。也可以想一想欧洲参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使欧洲得以摆脱战后的困境，并克服极权政体所造成的危害。
就全球史或跨民族史使人产生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日益增加的想法这点而言，也许它在一个方面是目的论的。但即使在这一点上相对化的历史眼光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因为我们发现，第一，世界各部分之间通过贸易、移民、观念的交流产生的这种交织与相互联系的增长并不是一种贯穿始终的线性进程，它随时可能遭受危机的侵害，可能中断，可能较长时间缺失。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存在。第二，这种进程并非给所有人带来同样的利益，全球交织的进程再造不平等，也许甚至加剧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对进一步加深交织的呼唤也有可能被人利用来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利益。
我相信全球史的这种批判视角使我们不会再把对这种进程的分析与受人操控的全球化政治计划混同起来。不可否认，有个别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著文，主张未来给予国家更大的权力，来监控投机行为和金融市场。我认为审查这些预测和评论的政治可信性并表明自己的立场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作为历史学家我主张分析地对待上述立场，不把我们自己对未来全球化的愿望掺杂进我们对全球化历史的描述中。
访谈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