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顺应时代思潮, 宋儒发展出一套理学系统用以诠释先秦儒学, 此可谓耳目一新, 深具意义。 “当代新儒家” 唐君毅先生更曾形容, 宋代乃道德理想飞跃之时代。 不过, 发展至清代, 知识分子有了不同的时代感触, 认为宋学不能真正承继前学, 而应改采字义训诂方式, 才能还原先秦之大义。 清儒乾嘉学派巨子戴震在其所著 《孟子字义疏证》 一书中, 便认定自己的乾嘉学才是孔孟正统; 于著作开篇便探讨 “理” 字, 视先秦之 “理”只是文理、 肌理、 条理等义, 同时反对宋儒如朱子“如有物焉”之总持性天理。 对此, 怀抱着道德理想的唐君毅先生, 评论戴震的做法虽具平实之风, 却可能遗漏了先秦孔孟儒学之真正精神。 本文将以唐先生 《原理》 一文作为探讨依据, 先对其中的历史争议做一描述, 继而反思唐先生之说。 其中牵涉汉宋之争, 将先分析字义训诂之说, 而后切入义理讨论。 笔者认为,唐先生的说法鞭辟入里, 甚是独到, 可称之为 “新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