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智能化设备及相应服务的供应商可基于内嵌组件取得对物的功能控制，由此催生了新型智能控制嵌入物，并引发了传统独力控制的现实分裂。立足物的内部结构、功能使用与网络依赖的事实基础，可将控制类型化为三个层次，在层次的分化联结中构造差序性物权保护体系。在内层上，权利人能够以存储单元的物理形变诉诸占有规范的保护。在中层上，通过软件限制损及最基本的合目的性使用能够证成所有权侵害。在外层上，智能控制嵌入物对公共性质网络的依赖受监管规范的有效维护，私有云网络的独立性应予以尊重，对此可依托物权向外寻求拓展性保障。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边疆治理正面临空间形态与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传统上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治理范式正逐步转向数字空间与以智能化系统为核心的复合治理结构。文章在厘清“数字边疆”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域外数字边疆治理的两种主要模式及其内在困境。相较之下，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大国边疆实践，中国数字边疆形成了安全尊重、多空间叠加、跨境延展以及文化互嵌四种形态，并在框架、成长和创新三种逻辑下呈现融合发展型的治理特色。通过基础设施升级、文化振兴、产业优化与机制完善的协同推进，可有效推动边疆由治理对象转向发展主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针对传统文本诠释学难以触及历史人物之心智“黑箱”这一难题，可以构建一种名为“认知重构”的思想史研究新路径。该路径以脑科学的“躯体标记”“概念隐喻”等理论为指导，利用大语言模型，战略性地将人工智能从资料处理助手提升为启发式建模与模拟推演的“AI 认知实验室”，其核心是基于开源平台 Dify 构建的、可供公开验证的 AI 工作流。以梁启超为个案的实证演练表明：其一，情感等“具身”要素并非思想的修辞外衣，而是决定论证逻辑与文体风格的内在骨架；其二，历史学家内隐的“同情之理解”能够外化为可公开检视的认知模型，从而提升阐释的透明度与可证伪性；其三，模拟结果与史料的偏差具有重要“探针”价值，能有效暴露既有理解盲点，激发新的研究问题。

当代文艺实践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大众文艺作为描述这一变革的理论概念，其内涵亟须审视与界定。新大众文艺之“新”，关键在于“新形态”，唯有将新大众文艺作为对新的大众文艺形态的指称，并从文艺形态的组织逻辑、文本构成与感受机制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分析，才能使这一概念具备真正的理论价值。此外，新大众文艺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大众”与“文艺”。应消除“大众”一词在西方理论引介历程中被动附加的批判性指向，数字媒介时代之大众弥合诸种二元对立，其指称范围已接近“人民”的范畴。就“文艺”而言，其边界正不断拓展并向文化领域延伸，使新大众文艺得以作为一种“共同文化”，承载建构文化共同体的时代使命。概言之，只有厘清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内涵与理论边界，才能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的学理根基。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不仅引发了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探讨，而且正在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鲜明的新时代特征，标志着中国文艺发展迈入深耕文化价值的新阶段。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是全社会文化活力迸发的结果，意味着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呈现全民共创共享的新特征。它在社会文化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动中，推动着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与场域裹挟性的分层概念，拥有多样化形态与多重来源。其中，新大众、新载体、新作品和新力量是把握新大众文艺核心内涵的关键词。对新大众文艺的正式命名，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成果之一。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标志着文艺形态正经历从静态印刷文本到具有口语特质的动态演述的范式转型。数字媒介打破了印刷文本的封闭结构，使作品呈现可更新、可接续的生成状态。在开放的环境中，民间文学传统被重新激活：作品不再是静态陈列，而是演变为创作者与受众通过评论、二创等互动方式共同推进的“演述事件”。算法推荐与即时反馈在客观上重构了传统口头“程式”的功能，通过聚拢听众与形成应答搭建起数字时代的“书场”，强化了文艺生产的集体性与现场感。由此，普通劳动者等民间主体获得了更直接的表达通道，得以绕过精英文学的审美规训，凭借在地经验完成从“被书写”到“自书写”的转换。这种具有民间根性的当代展演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表意资源，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确立提供了内在动力。

区域协调发展已由传统的经济均衡命题演进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框架下的重要制度议题，其核心要义是要素结构重组与制度体系优化。文章系统阐述了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剖析了当前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面临的三重困境：一是区域财力基础与产业结构不匹配，导致部分地区内生动力不足与公共服务不均；二是地方财政风险与防范制度的适配度不够，表现为债务压力与新业态税源监管缺位并存；三是跨区域协同机制缺失与利益共享不足，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统一。深化我国现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加强债务管理和创新财税工具，推动财税体制从分配体系向引导体系转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治理保障。

关于赌博犯罪的保护法益，存在财产法益、秩序法益、健康法益三种不同的解释方向。刑法意义上的赌博是未经国家许可的、输赢结果具有偶然性的金钱博弈活动。赌博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对金钱博弈活动的合理管控以及公众健康。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区分应当由罪质区分说转化为罪量区分说，将规模性作为界分二者的标准。行为人诱骗他人参与赌博，但输赢结果具有偶然性的，只能成立赌博犯罪。行为人以非法手段建立对输赢结果的绝对博弈优势，并且不属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应当成立诈骗犯罪。输赢结果具有偶然性是赌博犯罪的表面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成立诈骗犯罪并不能否定未经国家许可的金钱博弈活动的赌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