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是“十五五”时期重要的战略部署。“十四五”期间，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要素配置由分散供给逐步转向协同配置，政策体系从单点发力迈向协同发力，治理机制也从条块分割向协同治理持续探索。面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仍有隐患等现实挑战。为此，“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牢牢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核心逻辑，系统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要素配置体系，打造集成协同型的政策支持体系，健全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充分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贿赂所得利益的处理形成了以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划分为基础的二元处理机制，包括对财产性利益的没收和对非财产性利益的撤销。其中，对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规则因简单延续刑法路径而存在部分失衡，该规则对贿赂所得利益的合法性判断存在片面性，有关行政撤销的利益衡量则因只考虑善意相对人而有绝对化之嫌。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认定需要同时考虑手段违法性和利益违法性，区分对违法利益的追缴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戒两种制度。在此基础上，还应优化在违法利益处理中的利益衡量范式，综合考虑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生存照顾需求、利益可剥离性和撤销期间等因素具体确定处理范围，在个案中努力调和各方利益，实现实质正义。

数字化监管的探索与应用显著降低了监管难度、提升了监管效率，有助于促进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扩大适用，但在法律依据、功能定位、适用条件、运行程序等方面尚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数字化监管是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而非独立的强制措施，不仅适用于监视居住，而且理应适用于取保候审。数字化监管的应用符合强制措施的发展方向，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着力解决程序法定、比例原则、个人信息保护、程序适当等方面的问题。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宜系统总结既有规则制定规范性文件，并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系统实现制度建构。

秦有以令史负责县监察事务之制。令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履行监察职能：一是在县廷内审核文书，监督日常行政；二是当官府进行稟给、买卖等经济活动时，亲赴现场监督交易与出纳过程。简牍所见“监令史”即经常负责现场监督事务的令史。简牍中关于令史现场监察行为的表述有“视平”与“监”两种，二者并非同义，“监”的职责范围实则大于“视平”。令史监察制度反映出秦的县级监察具有如下特点：监察体系内部存在“上对下”与“下对上”两种运作模式；监察官并非长期任职，而是以临时委任的形式派遣；监察事务的重心在于财政领域。

汉代河西虽远离政治中心，但与外界往来频繁，医药交流便是其突出体现。一方面，出土简牍显示，河西与内地的医方关系密切，既勾勒出医方传抄、流动的轨迹，又体现了汉代中央政府对河西医疗资源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作为汉代丝绸之路的枢纽，河西亦见证了塞内外医药交流的盛况。河西的疗法及药物使用与匈奴、西域等塞外地区多有近似之处，反映了塞内外医学的交融关系。汉代河西的医药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特质的生动写照。

纵观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每一次产业技术的跃迁均以能源体系的变革为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双碳”目标的共同影响下，中国能源体系与产业体系的作用关系，正在经历从能源体系向产业体系单向提供生产要素转变为两大体系协同共进的过程。实践经验表明，在中国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进程中，二者在创新、绿色、治理和数智四个维度均呈现高度协同的特征。具体而言，新型能源体系通过能源的供给能力、调节灵活性及价格机制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则在需求拉动以及装备制造赋能等方面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驱动新型能源体系的迭代升级。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绿色技术成本高企、地区要素错配及全球供应链韧性不足等多重制约因素，故而文章建议从智能清洁技术研发、地区空间布局优化重构、国际产业链整合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发力，促使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共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政府释放的环境政策信号在稳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环境政策与就业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文章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扩充环境信息词典，并采用2012—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生产全过程视角对政府环境政策信号的就业效应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信号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其积极效应集中体现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向吸纳中高技能劳动力，并且新增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技术岗位。机制分析表明，环境政策信号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创造企业就业岗位：一是激励企业在前端预防阶段增加创新研发投入；二是驱动企业在生产过程控制中升级环境管理体系。

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战后美国外交史、冷战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不同理解，不同学术流派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各有偏重，但对外交、防务、经济等要素之间的关联少有研究讨论，因此也缺乏基于多维度视角的整合性研究。梅尔文·莱弗勒自投身冷战史研究之初，便致力于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搭建桥梁、调和矛盾。在吸收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学术成果、强调国家安全感知属性的基础上，莱弗勒最终形成了将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综合为统一整体的研究方法，用以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逻辑。因此，无论是将他作为后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是作为冷战文化史研究的推动者，莱弗勒的美国国家安全观研究在冷战史研究中都值得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