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2026年6月9—10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随着古典学研究从文本考释走向文明互鉴的现实关切，一系列重要问题越发引人关注。从古典文明到现代世界，人类能否从轴心期的精神分化中辨认出某种原初共相？中国古典学如何突破西方古典学的框架，确立自身的标志性概念？文明冲突依然困扰现代世界，古典智慧能否为承认差异、尊重他者的和平共处之道提供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特别创办新的专栏“对话”，由栏目主持人尚行（本刊编辑部集体署名，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训）特邀李新伟、张志强、李若晖三位嘉宾，围绕古典文明的分化逻辑与底层共性、古典学的主体性建构与学科建设、古典智慧的现代转化与现实关怀进行了思想对话。

紧急避难权是主体为保全生命与生存权益而突破常规法律规范的特殊正当权利。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生命权优先为依据提出该权利，彰显人道主义取向，但其论证囿于资产阶级个体权利框架，忽视底层群体诉求。现代西方左翼学者齐泽克依托精神分析理论拓展了黑格尔的相关阐释，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紧急避难权已从个体危难时的例外救济演变为大众对其集体生存危机的抗争形式。马克思虽未直接阐释紧急避难权，却敏锐察觉到被黑格尔忽视的无产阶级生存诉求，提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生存权问题，从制度根源层面指明了解决紧急避难权问题的根本方向。需要明确的是，文章论述的紧急避难权侧重于制度意义上的生命权的例外状态，而非部门法中应对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紧急避险条款。

阐释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由现代西方学界正式提出，但其思想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阐释”作为一种文化经验与学术传统，早在殷商时期即已滥觞，并凝结为对中国经学、文论、哲学思想影响深远的两个关键词——“春秋话语”与“立象尽意”。通过对上古文献及相关研究的考察，笔者发现“春秋话语”可追溯至殷商甲骨刻辞承载的巫史传统，“立象尽意”则源于两周时期依筮占而兴起的象数思想，体现了与龟占释兆“依象求意”相同的现实类比性思维。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阐释学思想的基本特质在于实践性，表现为阐释活动与文化传统、制度实践的深度融合，呈现与西方阐释学相异的思想特质和问题意识。厘清这一差异，既是促进中西阐释学平等对话与互鉴的思想基点，也是构建中国阐释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

阐释是语言的阐释。“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观变迁分化为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脉，二者共同推动了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共时性一脉以语言模型隔绝历史的整体性，衍生出独断性思想症候；历时性一脉虽试图在时间流变中把握语言，通过坚守历史性彰显语言的对话深意与公共倾向，却因缺乏对历史客观性的观照陷入相对主义。二者均因历史意识的迷失而成为强制阐释。公共阐释论秉持语言的对话性，廓清“阐释”的中国内涵，论证阐释的公共性，回应阐释学的历史争鸣，并反思阐释的历史意识。这一反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语言理性重建阐释理性，将阐释的历史意识由整体性、客观性深化为辩证性，从而确立公共阐释的建构性，即在有限与无限的阐释循环中，向未来敞开。

在古典作家中，西塞罗对罗马骑士怀有特殊情结，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述。西塞罗提供了公元前129年《归还马匹法》的关键信息，这标志着拥有公马的独立骑士等级开始出现。负责亚细亚等行省税收的包税商是罗马骑士中影响力最大的群体，西塞罗对该群体的记述也最丰富，将之称为“罗马骑士之花”。对罗马骑士在公元前123年盖约·格拉古改革后获得司法权及其与元老分享司法权的过程和意义，西塞罗均有详细记述。在政治斗争中，西塞罗从平民派转向支持元老院，呼吁“等级和谐”，希望骑士与元老和谐相处。西塞罗揭示了罗马骑士从公马骑兵到独立社会等级成员的身份转向，描绘了罗马骑士的多维形象，其相关记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2世纪中期斯蒂芬与玛蒂尔达的内战对英格兰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国家司法体系在内战中走向崩溃。亨利二世即位后便着手恢复王权、铲除封建割据的根基。他虽在即位初期颁布了一系列满足民众司法诉求的措施，但并未过多干预地方司法。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稳定，亨利二世开始对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进行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将陪审团引入王室法庭对刑事和民事案件的调查指控，以更好地维护衰落的封建体制。陪审团制度改革不仅扩大了国家治理的民众基础，而且推动了普通法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使审判权在一定程度上从“神”转向了“人”。王室法庭的变革很快扩展到地方法庭，中世纪英格兰的司法体系由此得到重塑，促使司法审判更加理性、公平和透明。

制裁的司法审查涉及制裁的合法性边界、司法干预政治决策的限度以及当事人基本权利保护。欧盟法院对定向制裁的司法审查以法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障为统领，以严格说理义务保障正当程序，以严格证据义务审查事实根基，以比例原则检视制裁的合理限度，但较少审查制裁的国际合法性，同时尊重欧盟理事会对实质列名标准的广泛裁量权。该审查模式制约了欧盟理事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做出制裁决定的权力，有助于平衡欧盟公共利益与个人基本权利。但它在改变制裁最终决定以及受制裁个体处境方面的作用有限，暴露了司法审查模式的局限性。我国虽不宜简单移植欧盟行政诉讼路径，但可将域外经验转化为完善行政复核与诉讼追偿制度的有益资源，同时引导中国企业有效运用司法路径维护海外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