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

“人心”既是传统文化中表达社会理想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核心意象，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因应时局的重要媒介。参与讨论人心问题的群体包括传统士绅、辛亥革命元勋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其中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的“人心”言说并非因袭前人，而是根据时局做出调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更新再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人心为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而且将之与个体心性相联系，以磨洗出奋斗进取的精神风貌。在继承和重释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革新与革命实践逐渐契合，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文化的基调和底色。

唐人对峡路多有诗歌吟咏，并从多个层面展开了对峡路景观的诗意建构。在建构峡路渊源的过程中，唐诗强化了其“禹迹”属性，并将之与诗人的行旅体验、时局世势的转折紧密结合，在各种具体情境中追溯峡路之本源。自中唐起，峡路形象经历了从“禹迹”到“蛮江”的偏移，这也折射出唐人对文化失序的焦虑及唐人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与此同时，巫峡作为峡路核心文化景观的地位得以确立；部分唐诗还对峡路中的新景观进行了建构，逐渐塑造出“峨眉—巴峡—巫峡—黄牛峡”这一景观体系。在一些送别诗中，峡路被简化为多样的景观组合，进一步丰富了峡路景观体系的细节。考察上述三个层面的诗意建构，对深入思考诗歌与景观的内在联系、理解文学风景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