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在清末撰写的一系列分析世界大势的文章中意识到,自19世纪起,世界大势的变化往往会影响中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因此,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必须对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史有比较完整的把握。杨度秉持社会进化论,一方面承认那些称雄于世的“文明国”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强调内部的变革是中国走出困局的关键;另一方面认为彼时的国际政治是“野蛮”的,列强基于经济理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竞逐,弱国难逃被支配甚至灭国的结局。在杨度看来,中国要在这样的世局里立足,应以“经济的军国主义”与“世界的国家主义”为立国方针。杨度的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近代列强崛起之路的总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大势时的彷徨与困顿。